我（马懋才）是陕西安塞县人氏，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中进士，并被委任为行人司行人一职。最初我奉命前往关外处理赏赐事宜，随后又被派往贵州主持科举考试，接着又到湖广宣读圣旨，四年间奔波数万公里，途经之地，如关外黄河沿岸的败落、黔南被围困后的荒凉，目睹了人民四处逃亡、景象凄惨，这都是我亲自所见。但即使这样，这些地方极惨的苦难，都没有像我在故乡延安府所见到的灾荒那样悲惨。我看到其他官员的奏疏中描述了父亲抛弃儿子、丈夫卖掉妻子的情况，提到了人们挖掘草根以果腹、采集白石来充饥的情形，但这些叙述仍然不够详尽。现在，我将详细情况如实禀告皇帝。
我的家乡延安府，去年整整一年滴雨未下，草木枯萎，八九月份时，百姓争相采摘山中的蓬草食用，蓬草的颗粒如同糠皮，味道苦涩，勉强能让人活下去。到了十月以后，蓬草都被吃光，人们开始剥树皮充饥，其中榆树皮较为可食，掺杂其他树皮一起吃，也只能稍微延缓饥饿。等到年底树皮也被吃完，人们竟然挖食山中的石块，石块性冷味腥，少量进食就能感到饱腹，但不久便会腹胀下坠致死。面对如此困境，有些人不愿意饿死而选择了为盗，抢劫那些尚有储备的农户，使得地方治安荡然无存，官府对此也无力制止。即便抓到盗贼，大家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因为在那时，无论是饿死还是被盗贼杀害，都差不多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等饿死，不如选择去做盗贼，至少还能做个“饱死鬼”。
最令人悲悯的是，在安塞城西的冀城，每天都会有人把婴儿丢弃在那里，婴儿啼哭不止，呼唤父母，甚至有的饿到吃自己的粪土，第二天早晨再去查看，前一天被丢弃的孩子都已经没有活下来的，陆续还有人再丢弃婴儿。更诡异的是，儿童或单独出行的人一旦离开城外，便消失无踪，后来发现有人居然焚烧人的尸骨来做燃料，烹煮人肉为食，这才明白先前失踪的人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而吃人的人也不免几天后因体内燥热、面目肿胀而死。由此，死亡人数不断累积，尸臭弥漫天空，县城外面挖了几处大坑，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用来掩埋遗骸。在我离开的时候，已有三个坑满了，而距离县城数里之外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更是无数。
小县尚且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个地方如此严重，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幸好有巡抚岳和声大人引导和安抚盗贼，并通过赈灾救饥，捐出俸禄煮粥救灾，各级地方官吏也都各自尽力施援，但粥的数量有限，而饥饿的人却无边无际，犹如用一杯水去熄灭熊熊烈火，怎么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因此，百姓不得不相继加入盗贼行列求生。加之官员受严格的政令束缚，不得不加紧催缴赋税，仅剩的百姓只剩下一条出路——逃亡。这次逃到那里，那里的人又逃到这里，辗转逃亡的结果就是盗贼遍布陕西各地。
总体来看，陕西省内，庆阳、延安以北地区，饥荒达到了极致，盗贼相对较少；而西安、汉中以下地区，盗贼活动猖獗至极，饥荒程度稍逊于前者。
（作者认为）这场空前的饥荒似乎是上天为李自成崛起创造条件。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行人”，该官职主要负责外交礼仪、传旨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务。
2.马懋才作为一位亲身经历并见证陕西大饥荒的明朝官员，他的记述为世人呈现了一幅明末社会极度动荡、民生凋敝的真实画卷。这种惨剧不仅是自然环境恶劣所致，更反映出明朝末期基层社会治理失效、中央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薄弱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崩溃的严重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官员如岳和声虽努力赈济，但终究杯水车薪，无力挽回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塌。
假设当时明朝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响应灾情，采取更为有效的救灾措施，如加大赈灾力度、减免赋税、调整政策以稳定民心，或许能缓解这场浩劫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历史并没有假设，明朝末期的陕西饥荒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也加速了王朝的衰落，最终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