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然议抚
十二月时，来自楚地、豫地、皖地的官兵大量集结，叛乱的贼寇因此感到恐惧，主动请求投降安抚。初十日丙辰这天，监军杨卓然代表朝廷前往贼寇阵营协商投降事宜。
这一年，叛乱的贼寇四处蔓延，虽然朝廷的军队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俘获并斩杀了部分贼寇，也多次向朝廷报告贼寇请求投降的消息，然而已经投降的贼寇势力并未得到有效瓦解，与此同时，由于饥荒的影响，更多的饥民被煽动聚集起来，局势的发展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迅速蔓延，难以遏制和扑灭。
岁饥
七月时，由于饥荒，众多饥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聚集在大行山上响应贼寇的号召。这一年，北京、南京以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大旱和蝗灾，灾情严重到人们不得不以人为食，草木几乎被完全毁灭，土地上颗粒无收。同时，各地土匪趁乱纷纷崛起，道路交通也因此严重受阻。
志异
庚辰年（公元1640年）正月十五日丁卯之夜，东方天空中弥漫着浓厚的黑气，连续三个晚上都有这样的景象。到了二月壬子月初，杭州城的城门在夜间发出声响。
无锡地方记载显示：九月二十三日，在未时和申时之间，天空布满密集乌云却不下雨，而是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豆，这些小豆有绀色、红色和黑色三种，质地坚硬。有些百姓收集了这些小豆，等到次年春天播种，虽然长出了茎秆，却并未开花结果。
当时，张真人来到无锡，他的船头挂着两块牌子，上面写着：“值日功曹听用，天下城隍免参。”当地县令庞昌允诚挚邀请他祈雨，张真人谦虚地回应说：“降雨是天庭掌管的事，不是我敢于擅自做主的。凭我的能力，最多也只能暂时让水位升高几尺罢了。”不久后，果然河水悄悄上涨了三尺，但五日后又退回到了原来的水位。张真人进入崇安寺，首先参拜了三清祖师，接下来又依次参拜了关公等神只，都行了四叩首的大礼，但对于像张巡（安史之乱时的朝廷名将，守卫睢阳达数月之久，后来城陷被杀）那样的一些神只，他并没有一一作揖致敬。
当时，连年干旱歉收，粮食价格高涨，人民饱受饥饿之苦。那时，我随同岳父杭济之先生在洛社的路上学习，田野间遍布青、红、黑等各种颜色、长约五寸的昆虫，它们肆意啃食稻谷和豆类作物。那时候，我寄住在杭氏家的书房里，每日只能喝着绿豆熬成的粥糊口。六月二十一日，我和岳父从洛社返回，途径全州时，只见街道门户紧闭，听说是一些破落户百姓欲袭击徐氏，我们于是绕道村庄后方行走。远处望去，几里之外浓烟滚滚，大家都在说那是焚烧石塘孙氏家的情形，社会人心惶惶。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天，暮塘桥附近的贫困人群聚集了几十人，来到有米之家抢夺食物，甚至扬言要袭击我们所在的城镇。因此，我们镇上也组织了二百人，给他们每人一碗酒和四两肉，武装起来四处巡逻防范。不久，那些抢掠者陆续被捕，许多人被鞭打致死，乡村社会才稍稍恢复安宁，但贫困的百姓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卯辰（公元1639年至1640年）两年，蝗灾和旱灾遮天蔽日，按照民俗说法，猛将掌管着这些灾害，于是大家纷纷上演戏剧以祈求消灾。男女老少在田间敲锣打鼓驱赶蝗虫，竖起旗帜，我目睹这一切，不禁感叹：这正是斩木揭竿的暴乱预兆，天下恐怕即将陷入混乱之中。果然，在申酉（公元1641年至1642年）年份，乡兵纷纷起义，验证了我的预言。这说明，国家的安定与动乱之间，总会先出现一些征兆，只是懵懂无知的人们未能察觉而已。
正月初六戊午日，出现了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的天气，当时还在大寒时节，还未到立春，冬日却出现了夏日的气候，可谓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异常现象。这种灾异表现在六月底，百姓因饥荒在城中哄抢粮食，很快波及到各个乡村，抢粮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自夏至秋无雨，米价飙升至每两银子可买七钱米，而且大户人家不肯卖米，从而引发了抢粮风波。
六月初三那天下午，一辆轿子在街头化缘，轿中有一位身高仅一尺的小尼姑，她大头、大脸、大手坐在盘子中，被一个老尼姑捧在手中，见到的人都觉得非常奇异。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据问，她们是从浙江省来的。
六月初六到十五日间，月亮下方有蝗虫群飞过，这是由于长时间干旱所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遮天蔽日的蝗虫从西北方向飞往东南，无锡城屋顶堆积了两三寸厚的蝗虫，道路上的老人均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情景。二十九日下午蝗灾持续，直到八月初二和初四两天，蝗虫仍然密布空中。八月十二日下午，仍有蝗虫稀疏飞过，傍晚更为严重。当年的赋税高达四五分，而白米的价格则是二两银子只能买到一石的米。
六月十七日酷暑难耐，当天下午，饥民因不满马世奇侵吞官府粜米款项二百两银子，将其房屋烧毁，并乱拳将其打得头破血流，全身沾满血污。从这件事开始，乡绅的身份和名声大大降低。从十七日至二十日，城乡各地接连发生哄抢事件。十八日，各店铺被抢米，大户人家也无法幸免。十九日和二十日，抢夺事件升级。二十一日，各乡村爆发大规模抢粮。二十二日，知县庞昌允开始缉拿并关押乱民十几人，城中秩序才逐渐恢复。二十三日后，每天都在审理乱民，官府打死四五十人，而在乡间被打死、烧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异变，都是当时的一场劫数。七月十五日，苏州关卡上有一户姓施的富户不肯卖出官米，百姓纷纷拿起工具，破门而入，杀死五十多人，这家人几乎被灭门，吴地的变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国家久享太平，连年旱灾饥荒，人心浮动，渴望变革。幸好江南地区性格柔弱，没有强大的人物挺身而出引领变乱，否则，局面很容易发展到像豫楚地区那样的动乱程度。
山东丐妇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山东以及周边各省连续多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荒年，大批流民纷纷南下至南京寻找食物。当时，在书铺廊下，躺着一位穿着旧丝绸衣服的秀才，他头裹毛巾，旁边还有一位年轻妇人，耳朵上挂着银耳坠，面容端庄，举止娴雅。这位妇人见到过往行人，便会伸出扇子乞讨钱财。有人询问她的来历，她说：“我是山东一大户人家的女儿，结婚才五天，就和丈夫一起离家乞讨至此。我的丈夫也是官宦世家出身，曾在官学学习，但他因为饥饿和严寒，不幸患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我也只能坐守在他身边，直至生命尽头。”有人劝她为何不去找个合适的人家，至少可以换来几十两银子来调理丈夫的病情，或许夫妻二人都能活下来。妇人坚决回应：“与其违背贞节苟活，我宁愿恪守道义至死。况且，丈夫的病情已经很重，即便有了吃的和药，恐怕也难以痊愈。倘若丈夫去世，我发誓也不会独自存活，怎么能为了生存就丧失了尊严呢？”又有人追问她为什么不卖掉耳上的银耳坠换取粮食，她回答：“这是我出嫁时夫家的聘礼，我不忍心舍弃。”听了她的话，围观的人都对她深感赞叹和钦佩，纷纷慷慨解囊援助。她很快筹得了一些银两，用以购买一口棺材，将它暂放在寺庙中。她细心照料生病的丈夫，看到丈夫喝了碗粥，她也吃一碗粥，丈夫不吃，她也不吃。就这样连续十多天不吃东西，丈夫最终去世。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她又依靠乞讨的钱财请人安葬了丈夫，她自己也用手撩起衣摆当作容器去捧土。在丈夫的坟墓尚未堆砌完毕之时，她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地，被人扶起时已经气绝身亡。路过的人都被她的忠贞和高洁所感动，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口棺材，让她与丈夫合葬一处。直到她去世那一刻，她耳朵上的银耳坠仍在。
江南地区那些富贵人家的妻女，若是有失节败坏名声却毫不在意的，在看到这位妇人的事迹后，都应该感到羞愧难当，无颜面对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