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臣们朋党现象。汉代的党人，大多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唐代的党人，小人占多数，但其中不乏有才干者；宋代的党人，君子居多。然而，一旦朝堂上朋党之论兴起，必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直至国家衰败灭亡。那些才智出众、品行正直的士人，本应是社会所仰赖的栋梁，却被冠以党派之名。于是，他们的智慧和策略，都用于彼此内耗倾轧，无暇顾及国家大事。并且，指责别人结党的人，自己往往也是有党派的。这个党派衰落，那个党派兴盛，后起的党派往往还不如前。这种祸患蔓延影响宗庙社稷安危，本就是意料之中之事。
到了明朝，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前，尚未有明确的党派名称。直到四明人沈一贯担任内阁首辅，他自恃才华，不愿屈居人下，而当时，一批贤良之士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他们耿直自负，时常与内阁意见相左。沈一贯的追随者多为言官，而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重臣名流前往，这便是东林党形成的开端。关于确立皇位继承人的争论兴起时，当时的重臣名流们都认为按照长幼顺序确立太子是天经地义的，纷纷上书请求尽早确立太子。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谏言者的无功可居，听到的人也不能将此指认为罪错。然而，皇帝认为他们是有意拥护太子是期待将来能因此获得富贵，所以对于群臣上书谈论这个事情很不高兴，当然即使他们不谈论，皇帝也不会主动去做。假如他们请求的这件事当时就得到皇帝批准同意，不仅后来皇帝与儿子之间不会产生隔阂猜忌，而且朝臣们也不会因此事被指责为丧失气节。
当时，大臣们的初次请求未获皇帝允许，再次请求则遭到了皇帝严厉贬谪，此后甚至有多大臣因此被廷杖，皇帝对这些贤良之士非常仇视，极力打击严惩他们。尽管皇帝本性仁慈，内心并无恶意，只是希望平息争论，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更多议论。于是，内阁诸辅臣中，只有山阴人王家屏、归德人沈鲤与言官们一道坚持请求，皇帝未予采纳，二人因此被贬归乡里。其余如沈一贯、申时行、王锡爵等人，表面上以调和为名，也未曾没有委婉且坚持地向皇帝提出这些请求，但其实心中也认为言官们多事。皇帝认为这些大臣鼓动舆论，内阁也以同样理由指责他们。然而，言官们的进言忠言逆耳，而调和者们的言辞则显得甜美好听，于是皇帝就将言官们视作不怀好意的结党之人。
申时行性情宽和，他所贬黜的人不久就会被重新起用，而沈一贯则仗权好胜，被他贬黜的人虽然离开了官场，名声反而更高，东林党人的名声因此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论被视为公正理性的意见，即便朝廷也常常以他们的看法来衡量是非。东林党成员逐渐增多，其中不乏追求名利、急于求成之人。起初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君子，后来越来越多的好名之徒、浮躁之人也依附于东林党。由此，关于淮扬巡抚抚李三才的不利舆论就开始兴起。
淮扬巡抚李三才是西安附近之人，年轻时就声名显赫，所到之处都颇有威望，但他虽有才华，却品行不端。当他担任淮扬巡抚时，觊觎更高的职位，广泛结交宾客。这些人每日都在顾宪成身边称赞他，顾宪成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也替他宣扬声誉。那些指责李三才的人，认为他给东林党人带来了污点，李三才便利用权谋之术与那些人针锋相对，朝廷舆论对他的谴责批评也更为强烈，东林党也因此受到很大牵连。
不久，朝廷发生了妖书案，并兴起大狱，清流派大臣因此面临极大的危险。接着发生了“梃击案”，朝廷两党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所谓“妖书”，是指《续忧危竑议》这本书，无人知晓其真正作者是谁，大致内容是说虽然夺取年纪最大皇子的储君之位很难，但当今世上豪杰如沈一贯（四明人）等人能够辅助此事成功，这似乎是出自清流派大臣之口，目的是为了倾覆沈一贯等人下台。也有人说这是奸人伪造，意图陷害郭正域（明朝大臣）。郭正域当时是清流派大臣领袖，备受内阁忌惮痛恨。当时，皇帝极为震怒，倾尽各种手段对郭正域进行严厉调查，搜查其住所及其身边人，最终未能找到任何证据，于是将此案归咎于皦生光（生员，因经常敲诈官员，被众人集体指认伪妖书作者）并将他下狱，但最终也未能查明真相。
所谓“梃击案”，是指张差手持棍棒闯入太子居住的青宫，声称要向皇帝告发两位宦官，这两位宦官是郑贵妃派遣建造寺庙的人。巡按御史刘廷元上报奏疏称：从张差的表现看，他像是疯癫之人，但其背后动机令人十分怀疑。于是刘光复等人支持张差疯癫的说法，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在狱中审讯张差，得出结论认为幕后主使者是郑贵。朝野顿时一片哗然，认为皇亲国戚间竟有像专诸（春秋时期着名刺客）刺杀吴王僚一样的行刺之事发生。郑贵妃也深感恐惧，向皇帝申诉自己的冤屈。皇帝命令她亲自向东宫太子说明情况。郑贵妃看到太子后极力为自己辩解，于是太子上奏请求皇帝出面，在众臣面前为她澄清事实。皇帝与太子都反复向众臣解释此事与郑贵妃无关，最终将那两个宦官及张差定罪，其他人员则不再追究。当张差案发生时，朝廷内外都无法不对郑贵妃产生怀疑，因为此案恰好与郑贵妃身边宦官有关，且他直接闯入太子居所，仿佛是故意安排好的。王之采的奏疏言之凿凿，或许是因为他对两位宦官极度痛恨，所以故意将梃击案栽赃给他们，真实情况也不得而知，而刘廷元等人因此对王之采尤为痛恨。王之采平时品行不端，刘廷元与韩浚等人便借考核之机对他严加处置。因为太子身边的护卫力量薄弱，以至于外人能够轻易闯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朝臣们都担忧会有意外发生，对太子不利，皇亲国戚的忧虑警惕 ，也是绝对不会少的。然而，因此此事涉及宫禁秘密，难以定案，只能采取像汉朝时田叔烧毁梁王涉案证据那样的调停和稀泥的策略。关于此案持两种不同说法的人相互倾轧，都务必要将对方送到刑罚部门赶尽杀绝，这是何等用心！
此时，两党已经势不两立。万历辛亥年（公元1611年）的京察由孙丕扬主持，曹于汴、汤兆京协助，但他们所处理贬谪的汤宾尹、王绍徽等人，都是攻击东林党之人。王绍徽有清高声望，而汤宾尹则以才华闻名，因此秦聚奎直接指责这次京察不公。到了万历丁巳年（公元1617年）的京察，郑继之主持，徐绍吉、韩浚协助，所处理贬谪的又都是东林党人。当时世人公认的清流派，几乎被一网打尽。那时，叶向高离职，方从哲独自担任内阁首辅，他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皇帝对于奏疏全都留中不发，不做任何处理，只要言官一弹劾，被弹劾者就会自行离职，不再遵从皇帝的旨意。言官的权势越来越重，形成了齐、楚、浙三派鼎立的局面。齐派以亓诗教、韩浚等人为首，楚派以官应震、吴亮嗣等人为首，浙派以刘廷元、姚宗文等人为首，他们的势力十分嚣张。汤宾尹等人贼暗中操控这些派系，因此还出现了宣党、昆党等不同的党派名称。
所谓“宣党”，指的是汤宾尹，所谓“昆党”，指的是顾天峻。顾天峻、高亢自视甚高，而汤宾尹品行恶劣。万历庚戌年（公元1610年）的科举，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等人都有才名，他们急于求富贵，互相嫉妒争斗。邹之麟依附韩敬，想谋求吏部职务未成，于是反过来攻击韩敬。因此，邹之麟、钱谦益都被当时的权贵所压制。礼部主事夏嘉遇最初也曾受到当时权贵的推崇，但他与邹之麟交好，也因此受到了压制。
这时，官军在辽东四路失利的消息传来。赵兴邦当时担任兵部官员，仍然负责主持科学会试，邹之麟、夏嘉遇因此就弹劾他，并牵连到亓诗教。言官们因此联合上疏弹劾夏嘉遇，赵兴邦迅速升任级别较高的朝廷中枢官员，其势力更加嚣张，而朝廷舆论更加愤怒。御史詹世济帮助夏嘉遇攻击赵兴邦，而赵兴邦的势力则逐渐衰退。神宗皇帝驾崩，光宗皇帝即位，首先征召叶向高入朝辅政，内阁大臣刘一燝、朝廷重臣周嘉谟都将征召提拔名流大臣作为首要任务，像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等人，都成为选拔官员的吏部高级官员，当时依附东林党的人，就算是闲居田间之人也能成为高官，而齐、楚、浙三派此前掌权的人物，都被贬黜，在万历年间，朝野上下一度认为国家呈现出如同宋朝元佑年间那样繁荣昌盛的局面。
然而，那些依附东林党以求晋升的官僚们，只关心自己的快速升迁，朝廷中新增的高级官员数量众多，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在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期间，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担任了御史，魏大中为吏科都给事中，邹维连、夏嘉遇、程国祥等人为吏部司官，他们清廉激进，虽在论事时有些苛刻，但更引起了其他人的敌视。
当时大太监魏忠贤暗中掌握了朝政大权，起初他也曾欣赏这些贤良之士，但因他们的刚直不阿，最后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周宗建、侯震旸等人相继弹劾魏忠贤和其亲信客氏。客氏是熹宗皇帝的乳母，私下里与魏忠贤保持着夫妻关系。熹宗皇帝对国家事务几乎全然不管，宫中事务全由魏忠贤和客氏掌控。叶向高本打算调解双方矛盾，但东林党人坚决要求将魏忠贤逐出朝廷。杨涟列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的奏疏上呈，使双方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叶向高很快离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魏忠贤当庭杖责工部主事万燝，以此震慑朝臣，随后又因夏嘉遇、魏大中与御史陈九畴的争执，立即对他们进行贬谪，随后又将东林党人全部逐出朝廷，并掀起一场大狱，酿成了清流大臣的浩劫，国家几乎陷入危亡。尽管此事有魏忠贤的奸佞同党如崔呈秀等人暗中作祟，但东林党人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他们虽高谈阔论，但在实务上却无所建树，因名利地位的争夺又导致内部猜忌滋生。他们对于异己分子，即使是清廉之士也要排挤；对于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污浊之辈也要接纳。即使那些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尽管直言敢谏、值得尊重，但嫉恨他们的人也很多。
魏忠贤得势后，大量任用奸邪之徒如崔呈秀等人，在全国上下如同疯狂般作恶，四处出击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人被投入诏狱，饱受酷刑而死，天下人为之痛惜。但仍有大量人称颂魏忠贤的“功德”，请求为他立祠祭祀，朝廷群臣无论上疏还是私议，都必以皇帝与魏忠贤并称。魏忠贤一门中有三人封公封侯，权势之大远超刘瑾十倍，人们在他面前无不小心翼翼地站立，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忧国之士已经感到国家有改朝换代的趋势。
尽管崔呈秀等人虽然凶恶，但实际上才智平庸，不值一提。熹宗皇帝驾崩后，魏忠贤呼唤崔呈秀密谋许久，却无计可施。崇祯皇帝即位后，神明自持，魏忠贤一党虽然在朝廷内外遍布，但他们并未察觉自己已处于劣势。朝中大臣钱元悫、陆澄源以及贡士钱嘉征等人先后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和崔呈秀最终自缢而死，其党羽都被罢黜，凡是之前被魏忠贤罢黜的大臣，都被朝廷再次起用。
崇祯皇帝重新审理魏忠贤逆党案，励精图治，多次召见群臣询问意见，每次发表意见，大臣们都无人能及。天下人对崇祯帝寄予厚望，期待国家能长久太平。东林党人昔日被魏忠贤残酷迫害，那些存活下来的东林党人，人们无不推为名贤，而被魏忠贤收用的人，则被视为下流之辈。人们普遍认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在此时已经分明。此时明朝诸位贤臣政治地位的死而复生，全靠崇祯皇帝的恩典，他们本应该团结一致，为国分忧以报答皇帝。然而，他们却急于求成，喜好议论弹劾他人，对逆耳之言心怀怨恨，接纳那些附和自己的人，缺点毛病跟以前一样。久而久之，崇祯皇帝便对东林党人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偏袒一方。在朝廷推举选拔阁臣时，钱谦益与周延儒才名相当，钱谦益试图压制周延儒使其无法上台，温体仁便趁机上疏弹劾钱谦益，并提及钱谦益曾经涉及科场丑闻。崇祯皇帝大怒，当面质问钱谦益，御史章允儒为他激烈争辩，被崇祯皇帝逮捕并罢黜，钱谦益也被罢黜归乡。党争之祸再次爆发，但群臣仍无所作为，不思以实绩回报崇祯皇帝，只是一味攻击温体仁、周延儒二人。但彼此攻击越激烈，崇祯皇帝就越怀疑他们。
此时边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皇帝认为群臣无一人可信赖。史可法、袁宏勋等人弹劾内阁大臣韩矿、钱龙锡，迫使他们被罢免，钱龙锡不久因涉及袁崇焕案被捕入狱。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也相继进入内阁，朝廷党争被崇祯皇帝深恶痛绝。崇祯皇帝深知两党各自因为私仇相互攻击，不愿偏听偏信，因此在内阁中重用攻击东林党的人，而在言官中则多为东林党人。当时又有复社闻名天下，复社继东林党之后崛起，其门徒众多，文采斐然，足以改变一时风气，即使朝廷论议也常常提及他们，但无法阻止其崛起。周延儒与温体仁因权势相争，不久就各自离心，周延儒被罢免，温体仁担任首辅掌握朝政。温体仁便引荐薛国观接替他担任阁臣。周延儒聪明而贪婪，温体仁清廉而阴险，薛国观才智不如两人，但傲慢与偏狭与他们相同。
此时流寇之患日益严重，但朝廷始终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温体仁被罢免后，薛国观也因贪腐被赐死，他的事情是被东厂揭发。人们都传言大臣吴昌时是幕后黑手，但实际上也是薛国观过于偏狭，崇祯皇帝内心厌弃他，而非他人所为。不久，崇祯皇帝再次召见起复周延儒与张至发、贺逢圣等人，张至发不愿出仕，贺逢圣不久因病归乡。周延儒趁崇祯皇帝后悔之前误信谗言之际，赦免百姓拖欠的国家赋税，宽恕罪犯，并将之前遭到罢斥的大臣大多重新起用。他还救下了翰林黄道周，避免他遭受刑狱之灾，一时之间名声大噪。原来，周延儒被罢相后，其门人张溥、马世奇等人以道德公义感动了他。吴昌时与周延儒关系密切，周延儒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他的举措完全与过去相反，原先被排斥的人也被起用。
然而，周延儒本性贪婪，看到舆论都推崇自己，便变得更加放纵，他受贿数量不断增加，但此时崇祯皇帝十分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张溥死后，马世奇想远离权势，不愿进入京城，周延儒身边都是小人，朝政每日俱下。崇祯皇帝对他怀恨在心，很快就将周延儒免官，让他回乡。后来吴昌时被处死，皇帝不解气，让然将周延儒押解至京，逼令他自杀，如同对待薛国观一样。周延儒虽然为政宽厚，再次出山后所行也多为善政，但死后无人怜悯他，因其过于揽权和贪婪受贿。当时，那些名流大臣仍在朝中，但处事多为空谈，对国家并无实际贡献。流寇攻入京城后，崇祯皇帝以身殉国，而群臣几乎没有跟随他赴死的。因此，世人对这些文臣更加痛恨。然而，像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成德等人英勇赴死，他们的事迹光照日月，即使是仇敌也不能不推崇他们。
南明朝廷建立后，当时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大臣们即使摒弃不同政见，专心一致忧虑国家之事，尚且难以支撑大局，结果却是朝廷党争更加激烈。当时就拥立哪位藩王为皇帝之事，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书信与史可法商议，信中提到了立贤的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马士英意有所指、支持立贤，于是与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回信马士英，信中提到了福王以往失德之事。而当时钱谦益虽然闲居在家，但也往来于江上，有意拥立潞王，认为福王因“三案”的旧事与东林党人关系不合。马士英得到史可法回信后，立刻与大将黄得功、高杰等人以此为攻击史可法的口实，力主拥立福王为帝。他们所主张的血缘远近之说虽然正确，但马士英此举与最初的书信内容不符，史可法等人实际上是被马士英所利用。福王即位为弘光帝之初，任命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是意图以此聚拢天下名流收买人心，等到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就被派出在外为督师。马士英推荐了阮大铖（阉党余孽），南明朝廷上下极力反对，但最终弘光帝还是以中旨起用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入朝后，立即着手翻查旧日阉党逆案，对那些清流派官员进行处置。御史刘宗周以奏疏抗争，但马士英、阮大铖在朝内倚仗宦官势力，在朝外勾结藩镇大将，并拉拢勋贵大臣以巩固自己的意图。他们一心想要驱逐刘宗周等清流官员。自此以后，宦官与勋贵势力相互勾结，变得难以制约。贿赂之风盛行，那些被查处的官员，因贪腐被纠劾的败类和贪墨累累者，纷纷得以官复原职，甚至有人多次被破格提拔。当时，有人因在拥立新君之事上持有不同意见，加之涉及以前的三案旧事，激起了弘光帝愤怒，但弘光帝本性宽仁，不愿掀起大规模的冤狱，故清流官员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结果最终导致左良玉因清流派官员群情激愤，在外发动了清君侧的行动。马士英调动所有精锐兵力以防范左良玉，然而当左良玉大军抵达淮安、扬州时，满朝文武竟都声称不用忧虑，甚至有人企图借此机会彻底击垮左良玉。当时有见识之士指出，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众多邪恶之徒都在朝中，实在罕见。结果清军一渡过长江，国家局势便迅速崩溃。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手握重兵，却望风而逃，实在令人痛心！
不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不能说毫无责任。平心而论，东林党的领袖人物起初是顾宪成、邹元标等贤人，后来是杨涟、左光斗，再后来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后还有张溥、马世奇等人，他们以文章气节闻名一时，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起初是沈一贯，接着是亓诗教、赵兴邦，再是魏忠贤、崔呈秀，然后是温体仁、薛国观，最后是马士英、阮大铖，他们都不被朝廷舆论所接纳。但东林党内部也存在不少败类，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中也不乏具有清廉、独立操守之士。当然，两党领袖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东林党虽然秉持高尚的言论，但在筹划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的实际措施上并无实效。攻击东林党者自诩孤高清傲，但从未真正为朝廷整顿法纪，他们只是凭借着言语的刻薄尖酸胜过他人，可以说是为了个人私仇而不是国家公义。无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同样无济于事，都受到人们的指责。附庸东林党的人大多品行不端，贪财者、狡猾者皆出自其中，然而，清流大臣仍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也能公正地选拔人才，行贿者尚且羞于被人知晓。但攻击东林党的人则唯恐行贿不足，到了魏忠贤、崔呈秀掌权时，南京当时的政局就已经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利，却不以为耻。东林党初期尚有气节，常与宦官为敌，即便是贤良的宦官王安，也只是仰慕贤良之士，并非是东林党与宦官勾结。等到东林党衰落、求胜无门时，就有部分东林党人铤而走险与宦官结交，这种情况在崇祯末年时有发生。在神宗皇帝时期，攻击东林党的人中，那些宦官尚未掌权，也还没有大臣与太监相互勾结的情况。自从崔呈秀等人尊崇魏忠贤为主后，大臣们谄媚宦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颂扬像王莽一般的魏忠贤的功德，实为天地间的一大怪事。直到南明朝廷时期，与宦官勾结者更是趾高气昂，生怕别人不知。
两党中最令人痛恨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迎合附会，只要有人提出中庸和解之策，便怀疑他是异己政敌，必定加以攻击，即使有贤良之人，也畏惧他们的舆论攻势而不敢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因朋友、亲戚、门生故吏等牵连关系，还必须多方防范，极力阻止他们一并发展进步，以至于矛盾激化，冤冤相报，前仇更深，身家两败，国运也随之衰落。可以说，他们都是太祖皇帝的罪人。然而，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始终是贤、邪两立，泾渭分明，没有把他们看做是同一类人。我也曾因前辈所爱重，试图将他们归入清流之列，但我并不因此而存有偏见，只是平实地陈述事实，希望能让鬼神见证。（这篇文章出自明末抗清大臣夏允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