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内，晨光透过斑驳的玻璃斜斜地洒在桌上，徐志海端坐在办公桌后，神情严肃地听着安合英汇报工作。
待安合英话音落下，他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道：
“可以找存在问题的同志深入谈话，对那些不符合规定的生育行为要进行严肃批评。同时，也要给相关单位施加一定压力，明确告知他们今年单位评优资格取消，单位先进个人的指标也得相应减少。但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必须坚守一个原则——严格执行政策。”
稍作停顿，徐志海又补充道：“你们的工作还得再细致些，要对全厂妇女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仔细摸排一下，看看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少。”
正说着，刘长明推门走了进来。徐志海眼睛一亮，赶忙招呼道：“长明，你来的正好，计划生育的事儿，你们工会得介入帮忙处理一下。”
在徐志海的安排下，刘长明不好推脱，便将任务转交给了周红。
周红接到任务后，立刻着手设计了一张婚后妇女生育情况调查表。
刘长明仔细审核后，觉得表格设计得合理可行，便组织工会人员进行油印。
第二天，会议室里人头攒动，刘长明神情庄重地站在台前，对着各单位工会主任及女工委员，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次调查的重要意义、具体要求。
他强调不仅要认真填报调查表，还要组织怀孕妇女前往市里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必须严肃处理。
会议结束后，女工委员们纷纷回到各自单位，开始发放调查表。
在金工车间，一位妇女看到发放的调查表，满脸疑惑地问道：“这个我不用填吧？”
女工委员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都得填，一个都不能落下。”
“填什么呀，我结婚五年了，一直没孩子，这怎么填？”妇女无奈地说道。
女工委员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说：“对，对，不过填一下也行。填完后我去工会问问，争取这次到市里检查也带你去，说不定能把病治好呢。”
“行，那我填。不过这表格上都是问用不用避孕工具、吃不吃药的问题，都没有我这种情况的选项。”妇女有些为难地说。
“自己改改就行，写清楚情况就好。”女工委员随意地回应道。
当所有调查表收上来后，经过仔细统计，发现不符合“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的怀孕妇女有17名，符合政策的怀孕妇女有21名，还有一名不孕妇女。
工会与计划生育委商议后，调配了那台刚提回来的大客车。安合英担任领队，周红、孙加和一同带领大家前往市里。
在路途中，周红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这次活动可是工会为咱们女工争取来的福利。”
安合英和孙加和却没有接话，她们眉头紧锁，满心愁绪。
因为那些不符合政策的妇女，在她们本单位领导连哄带吓下，也只有15人上了车，还有两名一心想要生儿子的妇女，连人影都没见到。
到达市医院后，经过一番检查，安合英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终有8人同意做了人流手术，可孔庆杰老姨和其他6人却坚决不同意。
安合英满心郁闷地生着闷气时，周红带着那位不孕的妇女找到了医院妇科主任。
周红急切地询问：“大夫，她这病能治好吗？”
主任摇了摇头，语气凝重地说：“她是输卵管通而不畅，先吃点药试试吧，能不能治好，不好说。”
听到这话，周红忍不住插了一句：“都结婚五年了还没孩子，不行领养一个吧。”
主任听后，说道：“你们要是要领养，我这儿正好有一个。昨天我看病的时候没注意，也不知道是谁把一个小女孩扔我床上了。我检查了一下，孩子没什么毛病，估计是家里孩子多，一心想生儿子，结果生了女儿就不要了。你们要是想要，就把她带走吧。”
那位不孕的妇女眼睛一亮，急切地说：“我们看看孩子。”
“行。”
主任喊来旁边的护士，让其把孩子抱了过来。
只见一个瘦小的孩子裹在小被里，那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充满了灵动。
周红轻轻地接过孩子，小心翼翼地解开小被，摸了摸孩子的手脚。
当那位不孕的妇女伸出手去抚摸孩子时，小家伙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医生见状，笑着说：“看来这孩子想去你家呢。”
“她想去，那我就抱走了。”妇女激动地说。
“行，我给你办个出生证，回去落户口也方便。”主任说道。
这一趟，虽然做掉了八个孩子，但又抱回了一个新生命，在返程的路上，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孔庆杰老姨却怒火中烧。
孔庆杰跟着妈妈去看望老姨时，老姨气得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安合英算什么东西！我晕车，开窗向外吐的时候，她跑过来用力拍我后背，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让我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吗！简直太坏了，真不是东西！”
那些负责管理计划生育的人，他们的这些行为，仿佛是在触犯某种无形的天条，真不知道他们日后会有怎样的因果报应。
在三线这个有着上万人的地方，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这边正为计划生育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那边又有新的故事上演。
一天，逯贺林闲来无事，提笔写下一首小诗。
诗的上阙表达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以及朱老总去世时大家的悲痛与感慨；
下阙描绘了1974年春节回家时热闹的鞭炮声，还流露出对当前三线工作的种种不解。
谁也没想到，诗中的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日后真的应验了。
他在诗中写道：“生儿生女天经义，计划何须忤逆其。元帅飞天离世远，将军立业万人提。喧嚣热闹鞭声起，噼里啪啦散酒席。求索东南谁改变，拼搏南北扯鸡皮。”
转眼间，周日到了。
这天一大早，张广安就开始忙碌起来，因为他要请母亲一家人吃饭。
弟弟回家后，严淑真多次提起这件事，只是一直因为学习、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
今天正好是休息日，小两口一商量，便定下了这个日子。
吃过早饭，张广安骑着自行车，一路向着村里疾驰而去，他要亲自告诉母亲这个消息，并叮嘱下午四点来家里吃饭。
从村里出来后，张广安又来到后勤供应点，用票买了鱼和肉。
随后，他来到靳武利家，问道：“武利，有没有什么野物？”
说来也巧，靳武利昨天下午刚扣到一只野鸡，还套住了一只野兔。
两人一番讨价还价后，张广安买下了这些野味，又去自留地里种细菜的人家买了些新鲜蔬菜，这才满载而归。
回到家，严淑真负责照看孩子，张广安则忙着收拾东西。
下午，母亲和妹妹先到了，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准备饭菜。
还没到四点，弟弟也赶来了。
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开始吃饭。
三杯酒下肚，严淑真好奇地问：“小叔子，在监狱里日子过得苦吧？”
严淑真的这句话，一下子勾起了弟弟内心的回忆。
只见弟弟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神情落寞地说：“那段日子，真是没法说，不说了。”
张广安担心弟弟回忆起痛苦的往事，赶忙转移话题：“听说程屯老程家老祖坟的那棵大枣树死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真的。”
张广安的妹妹回答道，“十多天前我去过，那棵大枣树真的死了，叶子都掉光了，树枝也全枯了。”
“是树自己死的，还是让人给祸害的？”张广安追问道。
“不知道，程屯的人说迁坟的时候，根本没动过树根，今年雨水也不错，按理说不应该死。不过他们村上的人都说，老祖宗都迁走了，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就跟着死了。”
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聊着，却全然不知，一场变故即将来临，远处似乎已经隐隐传来了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