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二）
电话是王新仁出去借的。巷口杂货铺的公用电话，油腻腻的听筒，数字按键的边缘都磨得发白。阮雪攥着那张被汗水微微濡湿的纸条，指尖冰凉。王新仁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稀疏的行人，像一头护崽的困兽。他塞给店主一块钱，粗声说：“打个电话，很快。”店主眼皮都没抬，兀自看着那台小得可怜的黑白电视机。
阮雪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沉进了深不见底的寒潭，指尖颤抖着，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每按一下，心就往下沉一分。漫长的等待音，每一声“嘟——嘟——”都像锤子敲打在紧绷的神经上。终于，咔哒一声轻响，通了。
“喂？”一个略显沙哑的女声传来，背景里似乎有隐隐的麻将碰撞声。
“喂……喂？”阮雪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几乎劈开，“是……张姐吗？”
“我是。你哪位？”那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是……是那天在小区，一位好心的太太，给了我您的电话……”阮雪语无伦次，巨大的压力让她几乎无法组织语言，“她说……她说您或许能帮帮我……”
“哦——”那边拖长了调子，麻将声似乎小了些，像是换了个更僻静的地方，“那个事儿啊。说说，怎么回事？你哪儿的？怎么过来的？”
阮雪像抓住救命稻草，竹筒倒豆子般，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孤注一掷的急促：“越南，河内。我叫阮雪。我男人是中国人，王新仁。我们结婚很多年了，两个孩子都在这边上学，大的初三，小的五年级。我以前……以前在河内大学念的中文……”她下意识地提到这个，仿佛那是她身上唯一还能证明自己曾经体面过的徽章。“签证……过期很久了。派出所不给办，说材料缺好多……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张姐，孩子要读书，我不能总这样躲着干活……” 说到后面，已带上了难以抑制的哽咽。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王新仁在一旁死死盯着阮雪的脸，眉头拧成了疙瘩，无声地用口型催促：“别哭！说重点！”
“嗯，听明白了。”张姐的声音重新响起，平静无波，听不出情绪，“你这情况，难办。过期这么久，黑在这里，人家按规矩根本不会理你。材料？那都是明面上的说辞。关键得看有没有人愿意‘搭把手’，懂吗？”
“懂，懂！张姐，只要能办，我们……”阮雪急切地说。
“别急，”张姐打断她，语气带着一种掌控局面的笃定，“我认识些朋友，在相关部门能说得上话。但疏通关系，请人吃饭、走动，哪一样不得花钱？现在办事，讲的是这个。”她似乎在那边做了个数钱的手势，尽管隔着电话线，那无形的压力依旧清晰地传递过来。
阮雪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识地看向王新仁。王新仁的脸在昏暗的路灯光下瞬间变得铁青，腮帮子咬得死紧，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他无声地、用力地摇头，眼神凶狠得像要噬人。
“张姐……这个钱……大概……”阮雪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具体多少，得看人家开口。我也只是中间递个话。”张姐的语气滴水不漏，“这样，电话里也说不清。明天下午两点，你到五一广场东边那个‘老树根’茶馆，二楼最里间。到了报我的名字就行。记住，一个人来，别带男人和孩子，人多眼杂，不好谈。”
“嘟…嘟…嘟…”没等阮雪再问，电话已经被干脆地挂断。忙音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阮雪的耳朵。她拿着听筒，僵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王新仁一把夺过听筒，“啪”地一声重重扣在座机上，力道大得整个柜台都震了一下。店主不满地瞥了他一眼。王新仁看也不看，拉着失魂落魄的阮雪，几乎是拖着她，快步走进了旁边更深的巷子阴影里。
“听见了？听见她说啥了？！”王新仁压低声音咆哮，压抑的怒火在胸腔里翻滚，“钱！钱！还是钱！什么狗屁朋友！就是冲着那饼干盒子里的东西来的！那是华民下学期的书本费，是留着万一华英生病的救命钱！给了她，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啊？！”
阮雪被他吼得浑身一颤，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那……那怎么办？不去吗？这是唯一的……” 她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去！为什么不去？”王新仁猛地打断她，眼神里是豁出去的狠厉，也带着走投无路的疯狂，“去听听她到底要多少！但记住，一个子儿都不能先给！我们得看到‘真佛’，看到‘路’！听到没？”他用力捏着阮雪瘦削的肩膀，仿佛要把这最后的警告刻进她的骨头里。
福元中学初三（2）班的教室里，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在地面投下明亮的光斑。数学老师的声音抑扬顿挫，正在讲解一道复杂的几何综合题。王华民坐在靠窗的位置，脊背挺得笔直，目光紧紧追随着老师的粉笔头。他面前的草稿纸上，解题步骤清晰流畅，已经快完成最后一步。
“王华民，”数学老师点了他的名，语气带着惯常的赞许，“上来，把你的思路和答案写到黑板上给大家看看。”
教室里几十道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有羡慕，有佩服，也有几道不易察觉的探究。华民在同龄人中，有种超出年纪的沉静。他站起身，动作利落，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他字迹端正有力，逻辑严密，一步步推导下来，最终得出一个漂亮的答案。
“非常好！思路清晰，解法精炼！”老师不吝夸奖，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华民微微颔首，脸上没什么表情，走回座位。同桌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小声说：“华民，牛啊！这题我绕半天了。”华民只是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他习惯性地把手伸进校服口袋，指尖却触到一张折叠起来的硬纸条——是昨晚他偷偷从父亲扔在地上的外套里捡出来的。上面只有三个字：张姐，还有一个潦草的电话号码。它像一块烙铁，烫得他指尖一缩，刚刚解题带来的片刻清明瞬间被搅得粉碎。
下课铃响了，教室里顿时喧闹起来。几个同学围着华民的座位，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月考和区里的数学竞赛。
“华民，这次竞赛你肯定又是种子选手，给我们班争光啊！”班长笑着说。
“就是就是，华民，有啥秘诀传授下呗？”另一个同学起哄道。
“对了，听说春游去岳麓山，华民你去不去？这次好像要交五十块活动费呢！”一个女生插话，带着点期待。
五十块。华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他想起昨夜父母压低的争吵，想起父亲那困兽般的低吼和母亲压抑的啜泣，想起饼干盒里所剩无几的毛票。他喉咙发干，含糊地应了一声：“嗯……再看吧。” 手指在口袋里，无意识地揉搓着那张纸条，把它揉得更皱，更小，仿佛这样就能揉掉它代表的麻烦和难堪。
与此同时，在福元路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气氛却有些不同。年轻的语文老师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叠作文本，脸上洋溢着笑容。
“同学们，这次《我的妈妈》主题作文，大家都写得非常用心，感情真挚。特别是王华英同学的作文，”李老师的声音温柔而清晰，目光落在第三排那个穿着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校服的小女孩身上，“她笔下的妈妈，勤劳、善良、坚强，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华英，你能上来给大家读一读你作文里最打动老师的那一段吗？就是描写妈妈深夜工作的那部分。”
全班的目光“唰”地一下聚焦在王华英身上。她小脸瞬间涨得通红，手指紧紧捏着衣角，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她有些慌乱地看了一眼老师鼓励的眼神，又飞快地低下头，慢慢挪上讲台。接过自己的作文本，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稳下来，但细听之下，依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的妈妈，有一双很巧的手。白天，她的手在别人家里擦地板、擦玻璃，洗很多很多衣服。晚上，星星都困得眨眼睛的时候，妈妈的手还在动。她在灯光下，缝补我白天不小心刮破的校服。灯光很暗，妈妈的头低得很低很低，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细细的手指捏着针，一下，一下，线走得又密又直。有时候，针会扎到她的手指，她会轻轻‘嘶’一声，像被小蚂蚁咬了一口，然后把手放在嘴里抿一下，又接着缝……我问妈妈疼不疼，妈妈总是抬起头，对我笑一笑，说：‘不疼，英英的衣服补好，明天就能漂漂亮亮上学了。’ 妈妈的微笑，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一朵小小的、安静的花……”
华英的声音起初很小，读着读着，渐渐沉浸在自己描绘的画面里，那声音里自然而然流露出对母亲深切的心疼和依恋。教室里异常安静，孩子们被她朴实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李老师的眼里也闪烁着感动的光。
当华英念完最后一句，教室里先是静默了一瞬，随即爆发出真诚而热烈的掌声。几个女同学甚至眼圈有点红。
“写得太好了，华英！”
“你妈妈真好！”
“听得我都想我妈妈了！”
赞扬声包围着华英。她站在讲台上，小脸依旧红扑扑的，但这次是因为羞涩和一点点被认可的喜悦。她腼腆地笑着，向老师和同学们鞠了一躬，快步跑回自己的座位，小心地把作文本收进书包最里层。同学们的掌声和夸奖，像暖融融的阳光，暂时驱散了她心底那片小小的、关于母亲没有“身份”的阴霾。她不知道，此刻在城市的另一头，她那被同学们赞颂的妈妈，正怀揣着巨大的恐惧和渺茫的希望，独自走向一个名叫“老树根”的茶馆，走向一个未知的、危险的漩涡。
“老树根”茶馆藏在五一广场东侧一条闹中取静的老街深处。门脸古旧，木质的招牌被岁月和雨水侵蚀得颜色黯淡。阮雪按照纸条上的指示，独自一人，在下午两点差五分的时候，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陈年茶香、劣质烟草和潮湿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光线陡然暗了下来。茶馆里人不多，三三两两，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低声絮叨着陈年旧事。跑堂的伙计懒洋洋地靠在柜台后，眼皮都没抬一下。
阮雪的心跳得如同擂鼓，手心全是冷汗。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些，沿着狭窄的木楼梯，一步一步走上二楼。二楼更加幽暗，光线从蒙尘的窗户艰难地透进来。最里间，一个半旧的竹帘子垂着，挡住了门洞。
她停在帘子前，感觉双腿有些发软。定了定神，她伸出手指，轻轻叩了叩旁边的门框。
“谁啊？”里面传来那个有些沙哑的女声，正是电话里的张姐。
“张姐，是我……阮雪。”她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颤。
“进来吧。”声音淡淡的。
阮雪掀开竹帘。里面是个小小的隔间，只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旧藤椅。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暗红色花呢外套的女人坐在里面，正慢条斯理地用小锉刀磨着指甲。她眼皮抬了一下，上下打量了阮雪一番，目光锐利得像刀子，从阮雪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看到那双沾了些许灰尘的廉价皮鞋。那目光让阮雪感觉自己像砧板上待价而沽的鱼肉。
“坐。”张姐朝对面的藤椅努了努嘴，继续低头磨她的指甲，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阮雪依言坐下，双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僵硬。狭小的空间里，沉默像粘稠的胶水，令人窒息。只有那锉刀磨指甲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刮在阮雪紧绷的神经上。
“材料呢？”张姐终于开口，头也不抬。
阮雪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慌忙从随身带的那个磨损了边角的旧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她能拿出的所有“身份证明”：那张泛黄的河内大学毕业证书照片，她和王新仁在老家镇上拍的、像素模糊的合影（背后有手写的日期），王新仁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两个孩子在本市学校的学籍卡复印件。她小心翼翼地把塑料袋推到张姐面前的桌上。
张姐这才放下锉刀，拿起塑料袋，慢悠悠地翻看着。她的手指粗短，指甲上涂着剥落的红色甲油。她看得很快，目光在那张毕业照片上停留了片刻，嘴角似乎扯动了一下，不知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看完，她随手把塑料袋丢回桌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就这些？”她抬起眼皮，看着阮雪，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阮雪艰难地点点头：“……派出所要的那些，我们……实在弄不到。”
张姐拿起桌上的廉价香烟盒，磕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喷吐出来，模糊了她有些浮肿的脸。“你这事，难。过期太久了，性质不一样了。懂吗？不是花点小钱就能抹平的。”她的声音透过烟雾传来，带着一种冷酷的清醒。
阮雪的心沉到了谷底，声音带着哭腔：“张姐，求您想想办法……孩子不能没有妈在身边，我要是被抓了……”
“行了行了，”张姐不耐烦地打断她，“哭要是有用，这世上就没难事了。”她弹了弹烟灰，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办法嘛，也不是完全没有。就看你们舍不舍得了。”
阮雪猛地抬起头，眼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您说！只要能办，我们……”
“这个数。”张姐伸出三根手指，在阮雪眼前晃了晃，指甲上的红色在昏暗光线下像凝固的血。
阮雪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三……三千？”
张姐嗤笑一声，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脸上的横肉都跟着抖了一下：“三千？三千连请人吃顿饭都不够！是三万！一口价，不还价。”
“三……三万？！”阮雪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阵阵发黑。这个数字像一个巨大的、冰冷的铁锤，狠狠砸在她心上，砸碎了最后一丝侥幸。她家的全部家当，连同那个饼干盒里藏着的所有毛票，连一万都凑不出来！三万？那是一个足以将他们全家彻底压垮、碾入深渊的天文数字！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她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觉得肺里的空气都被抽干了，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狭小的隔间里，只剩下张姐抽烟的“咝咝”声，和阮雪自己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的心跳声。那心跳声撞击着她的耳膜，像丧钟在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