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浪站在公社那间简陋却代表着本地最高权力的会议室里。
长方形的木桌，油漆斑驳。
黄有为坐在他左手边，指间夹着的雪茄早已熄灭，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脸色阴沉。
对面，公社书记陈国栋坐在主位上，那张方正的国字脸此刻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只厚实的手掌“砰”地一声重重拍在桌面上，震得桌上的搪瓷茶杯盖叮当作响。
“胡闹！简直是无法无天！”陈国栋的声音如同炸雷，在狭小的会议室里轰然回荡，震得墙壁似乎都在簌簌落灰，“沈浪同志！黄有为先生！你们办厂，搞建设，我们公社是支持的！但支持不等于没有原则！”
他的目光像两把烧红的烙铁，狠狠钉在沈浪脸上，“那个陈明远是什么人？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他父亲是上海滩的资本家！他自己，在运动中也有问题！这样的人，是‘地富反坏右’的残渣余孽！是我们要时刻警惕、监督改造的对象！你们倒好，竟然要让他当厂长？管着几十号工人？还管着港资的机器？”
他猛地站起身，身体前倾，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沈浪脸上：“你们想过影响没有？让一个政治上有严重污点的人掌握港资企业的大权！这叫什么？这叫立场不稳！这叫敌我不分！外面会怎么看我们公社？怎么看我们党的政策？说我们包庇纵容，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他越说越激动，手指几乎要点到沈浪的鼻尖，“我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你们马上给我换人！否则，这个厂，别想安安稳稳地办下去！”
“陈书记！”沈浪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像一把锋利的刀，硬生生切断了陈国栋咆哮的声浪。
他迎着对方喷火的目光，身体站得笔直，没有丝毫退缩。
他从随身带的旧帆布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纸——那是陈明远土屋里那些饱经风霜的设计图、结构图的复印件，还有一份他熬了几个通宵，根据陈明远口述整理出来的、详尽的制衣厂生产流程和管理构想的报告书。
“您先别急，看看这个。”沈浪将图纸和报告书推到桌子中央。
陈国栋看都没看，一把就要拂开：“看什么看！再有能力也不行！这是政治！”
“陈书记！”沈浪的手稳稳地压在那叠纸上，目光毫不退让，“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国家富强！宝安靠海，穷了多少年？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能挣几个工分？我们好不容易引进外资，办起这个厂，机会千载难逢！难道就因为他的背景，我们就束手束脚，宁愿看着机器生锈，看着订单飞走，看着乡亲们继续受穷？”
他猛地抽出一张图纸拍在桌上，上面是陈明远绘制的精密缝纫机梭床结构图，线条精准流畅。
“您看看！这是陈明远同志凭记忆画出来的，和厂里那批‘重机’的构造分毫不差！他懂机器，懂技术，更懂管理！那些年轻人，只有他能带出来！他窝在高家坳十年，没有一天放下过手里的尺子和笔！这样的人，就因为档案袋里那些旧账，就要一辈子烂在泥地里？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建设！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
沈浪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激荡，带着一种近乎悲愤的力量。
他指向窗外隐约可见的厂房轮廓：“机器在等着！订单在等着！几百个等着进厂拿工资养家糊口的乡亲们在等着！陈书记，您是公社的父母官，您告诉我，是守着那些僵死的条条框框重要，还是让咱们宝安的老百姓早点吃饱穿暖，手里有点活钱更重要？陈明远当不当这个厂长，我沈浪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让事实说话！让他干一个月试试！如果因为他出了任何政治问题，或者他把厂子管垮了，我沈浪负全责，卷铺盖滚蛋！厂子黄了，也是我和黄老板自己的事情！”
掷地有声的话语落下，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死寂。只有陈国栋粗重的喘息声和黄有为手中雪茄被无意识捏碎的细微声响。
陈国栋的脸由红转青，又由青转白，嘴唇哆嗦着，死死盯着桌上那叠图纸和报告书，又看看沈浪那双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眼睛。
黄有为则眯着眼，目光在沈浪、李国栋和那叠报告之间快速逡巡，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似乎在飞快地计算着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沉重得如同铅块。终于，陈国栋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跌坐回椅子上，胸口剧烈起伏。
他抓起桌上那个印着红五星的搪瓷茶杯，手却抖得厉害，茶水泼洒出来不少。
他猛地灌了一大口，滚烫的茶水似乎也没能压下他心头的惊涛骇浪。
他放下杯子，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目光复杂地扫过沈浪，最后停留在那叠报告书上，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咕哝。
他没有再说“不行”，但那沉重的沉默和眼中的挣扎，却比任何咆哮都更能说明他内心的松动与权衡。
这沉默本身，便是一种无声的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