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北的神兵运动
1933年，黔东发生罕见大旱，印江沙子坡集市上米价卖到一块光洋一升(合9斤)，真是“米珠薪桂”。六井山中，不少农户飘粒无收，而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仍然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还要招待酒饭和大烟。当地农民怕他们如怕活阎王一般，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奔往他乡另找生路。这时从外面传来了闹“神兵”的消息，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苛捐杂税为目，提出“三灭”(灭兵、灭捐、灭税)的口号，共同过太平日子。印江最先建立神坛的是中六井溪的天池坪，创始者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神坛既立， 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继天池坪神坛之后，六井溪的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传道，设坛。于是，先后设立了神坛。这些地方成了“神兵:的天下。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成了印江各神坛的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此外，宁家坪佛主宁国学，由于生性耿直， 办事能力强，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李、宁二人均为印江神坛中较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进入“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特别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举足轻重。
各地神坛，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其组织形式大体相同，公推出一个“佛主”之后，下面即遍设“神将”。 冠以“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称号。
练功练符的男女神兵，不准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
男女“神兵”都制备了打仗用的家什。男的佩符、耍刀、舞叉，若遇出阵就喝神水。女的佩符，挂镜、执剪刀， 茅草。据说剪断茅草就是剪掉仇人的头颅。佛主是神坛内的最高权威，一切事宜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
神坛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接收。入坛者，有农民，有手工业者，有小商小贩，有下台的官吏，有地方豪绅，有失意的旧军官.....。其组织成分复杂。
然而，“神兵”的主体是广大穷苦农民，国民党的苛政逼迫他们揭竿而起，在“灭兵、灭捐、灭税”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以神坛为组织形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为了严肃纪律，神坛还制定了“四禁”:禁烟、禁酒、禁色、 禁盗。入坛者须在佛坛前下跪起誓:“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印江宁家坪神坛，包括宁家坪、蒋家寨、卢塘头等几个寨子，入坛者约三、四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神坛的农民，白天从农，晚上练武，一遇政情，呜锣集合，聚众出击。地方大事，概由神坛作主，生杀定夺，悉听佛主。于是，各地神坛，酷似地方权力机关，俨若“政府”。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一-乡长、镇长、保董、阊长、邻长，则权威尽失，自行解体。
各地神兵的蜂起，令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斥之为“神匪”。 地方官吏，仓惶呈报云:“神匪发生，打倒乡阔、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国民党当局，始则派出区、乡民团弹压，继则调遣各县驻军进击，后则动用正规军队“围剿。面对地方团练和军队的洋枪洋炮，“神兵”不畏强暴， 凭借着大刀、梭标、火枪等原始武器，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多次击败放人，攻城宰吏，开仓济贫，威名大振。
印江神兵”与地方民团、军阀部队前后作战十余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活动居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打仗，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以及沙子坡的“神兵”都出动了。“神兵”打仗十分英勇，蒋家寨的蒋人。正酣战间，却被桑树林的官军伏兵冲散了“神兵”后队，前锋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退出山沟，理茯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便全线扑向“神兵”大队。沿途哉死的“神兵”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尸首，以妇女居多，她们都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时，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袜烧毁不少。 至此，“神兵”第二次攻城又告失败。
六井溪“神兵”再次受挫后，无处容身，只得逃到德、 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又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这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原驻沿河的察刚部接防。黎部也有不足百人的一队“神兵”，黎刚一到印江，就听说六井“神兵”不久将破城复仇的风声，即把他的“神兵”队调到中坝驻扎，并派出一连人巡回侦察，还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协助。三月初十，六井神兵果然又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正午，六井“神兵”与黎刚的“神兵” 相遇，两下冲杀，未分胜负。黎刚即派出精锐部队和任永俊的团队从两侧包抄，六井“神兵”不支败走，浩途死者甚多。黎刚部旋即开到六井山寨去搜捕\"神兵”，血洗山寨，惨不忍睹。
1934年正月上旬，沿河谯家铺伪区长张云佩率民团准备一举踏平白石溪、照东岩等神坛。印江六井溪“神兵” 闻报后，一千多人驰援，结果“神兵”获胜，张云佩被两个十几岁的神兵“搜山虎”突裴砍死，其尸体被砍为几大块祭旗。
印江“神兵”的浴血斗争，集中地体现了广大农民反抗暴政的大无畏精神。印江县沙子坡麻竹园神坛开设较晚，1933年腊月13才立坛，腊月23便参加攻打县城。来年正月，又参加第二次扑城，在战斗中，无数“神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4年春夏之交，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剿， 印江的“神兵”斗争趋于失败，“神兵”首领和骨干纷纷躲进深山老林，各地神坛渐行瓦解。国民党军队对“神兵”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广大“神兵” 群众被骂为“神匪，遭到了残酷迫害。1934年公历2 月初4日，黔军胡团长和刀坝民团陈品山等匪徒穹到池坝， 把耕牛、财物抢劫一空，还烧了一百多栋房子，整个村庄顿成瓦砾。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寨也被烧房三十多栋，瓦场坝仅余民房三间。“神兵”死难者前后共达二百余人。轰轰烈烈的神兵斗争，就这样悲壮的失败了。
归根结底，“神兵\"的性质就是农民起义。它体现了广大农民与反动政府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它虽然薇着宗教迷信的色彩，采取了教、政、军合一的神坛原始形式，但其起义性质不变，在很大程度上动员，唤起、组织了“神兵”的斗争，既为红三军在黔东“扩红”提供了兵源，又在客观上为黔东特区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神兵”运动进入低潮时，突然传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并攻占了沿河县城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群情振奋。“神兵”众首领公推冉少波为代表寻找红三军求援。他走小井，出阳，奔南腰界，投到了红三军，要求红三军给“神兵”报仇。
红三军收编“神兵”
1934年6月15日(古历五月初四)，约摸吃早饭时光，红三军由刀坝经合水坡、岩桑坪、石板沟、胡家坝、 池坝等地来到了沙子坡。红三军在沙子坡先后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部分神坛首领会议和万寿宫群众大会。
红三军一到印江沙子坡后，立即向六井溪一带的神坛佛主发出信函，并派专人送达，逖请他们来沙子坡晤谈。印江神坛元老，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就曾受到红军的邀请，宁家坪神坛佛主宁国学在古历五月初四天下午便有人来通知他去沙子坡。六月十六日(古历五月初五)，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了主要由印江各神坛佛主参加的神坛首领会议。这次会议，使红三军与黔东“神兵”斗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并在印江沙子坡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告神坛书”赞扬了“神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公开宣告:“我们与你们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接着，“告神坛书”剖析了“神兵”的利弊得失，并指出“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国民党的计划: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第四，各地“神兵”没有联合。“告神坛书”给“神兵”指出了今后的出路:建立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最后，“告神坛书”满腔热情地呼吁: “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一切， 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神坛首领会议结束后，各首领立即赶回去通知所属神兵于次日到沙子坡参加大会。6月17日(农历五月初六)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与会者大多数都是“神兵”。宁国学还效法古人箪食壶浆以迎仁义之师之举，特意送了一只羊子慰劳红三军。万寿宫墙上贴着很多标语:“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穷人不还富人钱”，“红军不拉夫，军才拉夫”，红三军是“打富济贫”的人民军队，号召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神兵”代表冉少波也在会上讲了话。开会当天，沙子坡满街都是枪枝，人们都围拢去看稀奇。特别是其中的“神兵”群众，他们用原始的武器基——刀叉和黔军的洋枪洋炮对抗，曾经吃了大亏，因而有的人便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红军战士不但不加阻止，反而把机匣拆开给大家着，有的甚至还把着他们的手传授射击技术。这就像通了电流一-样，把红军战士和劳苦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很多群众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军队哪个敢去看呀，红军队伍硬是不同，不少人要求参红三军。红三军针对“神兵”群众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程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等通俗，明了的鼓动性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与“神兵”的“三灭”口号相对接近， 易于被广大“神兵”群众接受和拥护。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采取收编的形式，把“神兵”编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纵队师长(又称司令)，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
印江“神兵”，在收编过程中，大致分别归入了下述几个系统:大部编入黔东纵队，并组成了印江独立团。此外， 还有部分“神兵”分别参加了德江独立团，沿河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
黔东纵队共一千多人，下辖三个支队，一个特务队，纵队设有管理科等机构。第二支队以印江“神兵”为主编成`印江独立团。对于其余各地“神兵”中有影响的首脑人物，大都适当加以任用。特别是对黔东纵队，更是实行教育、改造、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不少“神兵”染上了吸鸦片的劣习。红三军不是简单地下令禁止，而是采用逐日减量、限期禁戒的办法加以杜绝。鉴于“神兵”缺乏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时基本上没有要他们打硬仗，恶仗，对于“神兵”的违纪行为和不良习惯，红三军决不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教育，启发觉悟，严肃纪律。黔东纵队战士，人人都会唱《红军纪律歌》。同时，红三军还严厉地惩办了一些严重违反纪律者，其中包括第二支队长张中贵、大队长吴国成等人(张、吴二人都是由保董而佛主神将的投机分子)。通过教育、改造，黔东“神兵”这支原始落后的农民武装，终于走上了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康庄大道。红三军得到了较大补充。入黔时，只有七、九两师所辖的三个团，共三千三百余人。黔东苏维埃特区创立以后，制定并通过了《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在“印德沿三县动员了三千多人参加红三军”。
1934年10月下旬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黔东立师整编为一个正规团，正式列入红三军建制。据初步调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除留一部分人坚持地方斗争以外，印江县当年参加红三军并跟随贺龙转战湘西的有五百多人。但现在还幸存并担负各级党政领导的老红军战士，已经为数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