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激荡的1934年，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红三军，踏入黔东大地，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层层波澜。
彼时，红三军进入黔东活动的消息，像一阵狂风，令豪绅官吏惊恐万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匆忙成立了“反共委员会”“剿匪后援会”等反动组织与武装力量，妄图抵挡这股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他们还操弄舆论工具，四处造谣污蔑，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猛兽”，造谣红军“一烧二杀”“共产共妻”。
黔东地区，群山巍峨，道路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消息传播迟缓，知识文化落后，封建迷信与愚昧思想弥漫。民众本就对红军毫无了解，再加上长期遭受兵匪的祸害，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竟一时迷惑了部分群众，让他们对红军充满恐惧与误解。
1934年5月，红三军从四川彭水向黔东进军。这一路上，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使命。战士们不辞辛劳，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传单，传单上的文字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们张贴革命标语，让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黔东大地上。这些标语和传单，向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着红军的宗旨：中国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更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使命，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而战，为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战。
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不拉夫、不扣船，哪怕请人带路、雇船渡河，也会郑重地给予工资，充分尊重民众的劳动；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更不要求民众办招待，绝不增加百姓的负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分发给群众并供给军用外，绝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夺民众财物的暴行；借了门板、稻草、锅碗必定归还，如有损失照价赔偿，红军驻军之处，老百姓甚至能吃红军的饭；不进人家内房，坚决抵制白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恶劣行径，保护妇女的尊严与安全；全力保护商人营业，保障商船和行商的安全，买卖公平，按照时价交易；悉心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守护文化的火种；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确保信息的传递；不乱杀人，除了那些被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绝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白军官兵，会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并且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每到一处，红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们说话和气，与百姓交流时满面春风；买卖公平，绝不占百姓一丝便宜。他们还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打富济贫，将从豪绅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大众。同时，在街头巷尾书写标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就这样，红三军以实际行动，慢慢消除了群众心中的疑惧。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支军队大不同”。原本满心恐惧、四处“避乱”的群众，纷纷放下心来，返回家园。很快，“仁义之师”的赞誉在黔东大地不胫而走，“打富济贫的队伍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黔东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1934年农历5月初4日，晨光微熹，红三军首次抵达沙子坡，正是百姓吃早饭的时候。先头部队与民团任锡坤部猝然遭遇，民团平日里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可一碰上红军，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然而，枪声一响，部分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骗，惊恐万分，急忙外逃藏匿。战士们见状，心急如焚，赶忙大声呼喊：“老乡，不要怕，我们同穷人是一家”“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队伍，我们爱的是穷人”。部队驻扎下来后，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凡是借住的民房，必定事先征得房主同意，绝不仗势强占。军部驻扎在文世忠家，贺军长的床铺安置在文家堂屋的左角，煮饭就借用文家的锅灶。那几天，文家老小六口人与贺军长等一同吃饭，贺军长坚决不让文家开钱。有一次，文世忠上坡干活未回，军部还特地为他留下饭菜，饭菜冒着热气，就像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暖人心扉。文世忠觉得全家“白吃”实在过意不去，便抓了些酸菜送给红军，可管理人员坚持不收，最后实在拗不过，只好付钱买下。5月初8日清晨，红三军即将离开沙子坡，军部人员把文家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有序，管理员还诚恳地请文世忠仔细查点一下，看是否有东西被整坏或失落，这般细致入微的举动，让文世忠感动不已。
红三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待百姓就像对待亲人一般。他们常常热情款待卖柴卖菜的穷苦农民，让这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与温暖。没过几天，沙子坡一带的农民不仅不再害怕红军，还满心欢喜地把洋芋、四季豆挑到官塘去卖给红军。红军除按市价购买外，还会招待这些农民吃饭。司务人员热情地说：“老乡，你尽管吃，不要怕”。朴实的话语，让农民们心里暖乎乎的，因而有些农民开玩笑说：“红军做的是赔本生意”，看似玩笑，实则饱含着对红军的喜爱与认可。
关心民众，热爱工农，这是红军战士的本色。他们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经常主动帮助群众劳动。无论是栽秧、栽苕、薅包谷，还是挑水、推磨、舂碓，战士们样样都干，从不喊累。有一次，印江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张均望路过红木树和小角庄半坡，看到农民在栽秧，他二话没说，卷起裤脚就下田帮忙。张团长一边熟练地劳作，一边耐心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群众看着张团长忙碌的身影，心疼不已，一再叫他休息。张均望却笑着说：“红军和穷人是一家，自家人受点累没有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红军与百姓的深厚情谊。
8月中旬，红三军开往木黄一带，相机歼敌。当地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躲藏起来，满心都是恐惧与不安。阳坝农民王永成的耕牛在慌乱中无法带走，他满心绝望，心想耕牛落在当兵的手里，不是被杀就是被卖。可几天后回家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不但牛还在，而且依然油光水滑，毛色发亮。原来，这是红军战士天天精心喂养的结果，战士们每天按时给牛喂食、饮水，像照顾自己的宝贝一样照顾着它。地茶农民杜万年听说有军队来了，赶紧隐蔽，丢下一窝猪崽无人料理。老杜满心以为这些猪崽非饿死不可，结果非但未死，还吃得圆滚滚的，活蹦乱跳。这都是红军战士的“功劳”，他们细心地照顾着这些猪崽，让杜万年的担忧化为乌有。木黄农民王文安的柴火被红军战士烘烤衣服烧掉了一部分，待他回来揭开锅盖一看，不禁惊呆了：锅里放有一堰米，还有一张纸条，大意是说米抵柴价，深表歉意。纸条上的字迹工整，话语诚恳，饱含着红军对百姓的愧疚与尊重。新业农民周永连家的粮食被红军吃了一些，他却在罐子里发现了几银元，这银元是红军对百姓的补偿，也是红军纪律的见证。“啊，红军，你们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无数群众发出了敬佩的心声，这心声汇聚成一股暖流，流淌在黔东大地。
红三军对于“赤贫”的温饱问题，更是倍加关心。他们常常主动登门上户，把粮食、衣物送给穷人，给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送去生活的希望。关向应同志也亲自参与这项工作，他不辞辛劳，走街串巷，把温暖送到每一个贫困家庭。对于个别暂时胆小怕事、不敢公开去分领地主浮财的“赤贫”，红三军还采取了晚上悄悄送达的办法，在夜幕的掩护下，把财物送到这些贫困百姓的家中，赢得了这些“干老官”（方言，指赤贫）的衷心爱戴。一次，一位战士用被条统子装着一大包稻谷给毛寨农民任大和家送去。任大和推辞说：“你们要打仗，没有粮食不行”。红军战士以为他还有顾虑，忙耐心解释说：“老乡，你不要怕，这粮食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血汗，现在从土豪劣绅手里夺回来了，应该吃的”。任大和只好感激地收下了，他的眼中满是感动的泪花。还有一次，一位红军手里提着一只装满铜钱的长统袜子，走过任大和家门口，伸手抓了一把铜钱，点了点塞在任大和的手里，说道：“不要怕，这钱是分给你们的”。看着红军战士离去的背影，任大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热泪是对红军的感激，也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凡红三军足迹所至，到处都刷写着保护工农、除暴安民的标语。在兰克兴隆香树坪，当年红九师政治部写下的“红军是工人和农人的军队”“红军不拿工人农人一针一线”“红军是替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红军是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还农民的军队”“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历经岁月的洗礼，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标语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百姓前行的道路。在刀坝滚基坪一座龙门上，至今还隐约可见一条标语：“红军不拉夫，不筹饷、不要农民办招待”。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政治部制”。正因为如此，印江各族人民都把红军视为“救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无比热爱，进而踊跃参加红军，他们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国家的未来，与红军并肩作战。
红三军纪律严明，深得民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连国民党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巷、门窗户壁、当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现就该党一切行动观之，大有赤化黔北之势”。这是反动势力发出的绝望哀鸣，也是红三军伟大功绩的见证。
红三军进入印江后，很快就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可喜局面。这种鱼水深情，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体现，在每一次互动中得以升华。
红军每次出征，各族人民总是热情高涨，送水送饭，主动为红军带路，帮军队运送物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在沿河白石溪的一次战斗中，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六十多岁的陈尚质同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扑向战场运送伤员。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陈尚质和担架队的成员们毫不畏惧，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伤员安全送回。陈尚质的儿子陈正修，打听到白军企图包围红军的情况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突围出去给红军报信，后不幸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热血，诠释了对红军的忠诚，对革命的信仰。十多岁的陈正廷，不顾年小体弱，晚上在相距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上来回传递消息，山路崎岖难行，夜晚漆黑一片，但陈正廷没有丝毫退缩，他的坚持，使各地红军突围脱险，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红军初到印江，对地形不熟，当地农民便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新业上寨农民吴远柔曾给红军带路到木黄，他熟悉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弯道，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木黄冯汉清曾为红军带路从芙蓉坝到达秀山边界，他不辞辛劳，一路奔波，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张家坝农民袁再甲、戴世光等人，也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路上梵净山，他们的勇敢和奉献，让红军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每逢发现敌情，红军战士总是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印江地处黔东边陲，山地复杂，岩洞繁多。当时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逃乱”，或土匪藏匿抗拒我军，大都是躲在岩洞里，情况十分复杂，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为此，凡是发现岩洞里有人，红军决不贸然开枪。而是首先展开宣传喊话：“穷人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你们出来吧，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温暖的话语，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岩洞里人们恐惧的内心。1934年9月下旬，罗南溪游击队配合红九师在木黄阳坝与黔敌李成章部作战，游击队员谭绍成臀部中弹负伤，红军代表易吉山不顾个人安危，二话没说将谭绍成背到二里多远的卫生点上药，当时战场上弹雨横飞，十分危险，但易吉山心中只有战友的安危，他的举动，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让谭绍成感动不已。
在游击区域的木黄，也涌现出了人民群众舍生冒险救护红军伤员的动人事迹。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初到地荼坝，农民文万顺、文官平父子由于误信反动宣传，急忙跑到乌溪“避难”，后来听说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方返回了家园。通过短暂几天的接触，文氏父子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九月下旬，红三军再次来到木黄，与黔敌李成章部激战。在贺军长亲自指挥下，红军从岩口坪突围，经地荼向松桃方向转移。几天以后，文氏父子到“十二碓窝”割冬秧青。突然发现在一堆秧苞草里藏着一个人。经过探问，才知道是红军的重伤员，姓吴，四川重庆人，因伤势太重随部队转移不便，领导上给了一些药品和干粮，让他自己设法就地养伤。看着红军伤员那沉重的伤势和痛苦的表情，文万顺心头一热，深表同情，立刻叫文官平回去悄悄拿来一钵米饭。红军伤员由于伤口疼痛，只吃了一小半。文万顺又对伤员同志说：“这个地方的匪首张晏渭是个座地虎。现在你先藏在草堆里，等天黑以后，我再来背你。你千万要小心，否则连我们都危险。”伤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傍晚，文万顺包了一碗饭给伤员同志送去，并把他背到磨槽湾的岩洞里藏匿。文家老少利用秋柴割草的机会，坚持早晚给伤员送饭，不久，又把红军伤员先后转移到烟囱顶岩洞和破岩洞里。待伤员的伤势有些好转时，文万顺便把伤员同志藏到自家的厢房楼上。住了七、八天后，因张晏清匪部时常骚扰掠夺，伤员同志十分不安，对文氏父子说：“万一被发现，死我一个人倒无所谓，只怕要连累你们主人家，我还是早走为好”。他还把文万顺的名字和住址记在纸上，表示有朝一日再来报恩。文万顺一再挽留。又过了一些日子，伤员同志的伤势大为好转，执意要离开文家，去找部队。文家为了给伤员送行，特地打了糍粑，炒了干粮，送给他在路上充饥。这份情谊，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红军与百姓的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差不多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还健在的一些老人，每当忆及当年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时，总是赞不绝口，津津乐道。那些感人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他们的记忆中闪耀，永不磨灭。
贺龙将军在印江，更是成为一段传奇佳话。在红三军还未进入印江之前，贺龙的故事，便在部分群众中有所传闻。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1934年6月9日，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进入印江刀坝，6月15日又抵达沙子坡。随着红三军的旗帜所指，贺龙的名字更是人人皆知、处处传扬。贺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早先，在群众的想象中，觉得贺龙军长一定是个全副戎装、马弁成群、警卫森严、气派不凡的“大官”。6月17日，在沙子坡万寿宫群众大会上，贺龙同志发表了讲话。这时与会群众终于目睹了贺军长的形象：身材健壮，盘子脸，嘴唇上蓄有一溜黑胡子、身穿粗布衣服、脚着水草鞋、四十来岁的普通人。“啊，这就是贺龙！”“军长就是这个样子？！”不少群众倍感惊异。对于贺军长那湖南腔调的讲话，人们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可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这些新鲜词儿，人们听懂了，这些话语说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心里顿感亲切，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贺军长的形象，与百姓心中的想象截然不同。
贺龙住在沙子坡街上文世忠家堂屋，和他同住的，还有年仅十岁的外甥。在日常相处中，贺龙同志态度和蔼，没有丝毫官架子，还十分擅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迅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闲暇时，他最爱同群众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他讲的那些故事，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桩桩件件，都让群众听得入迷。谈家常时，他对群众的生活琐事关怀备至，哪家孩子上学难，哪家老人看病愁，他都默默记在心里，想尽办法帮忙解决。
有一天，贺龙听说女游击队员任修福生了儿子，取名“向狗崽”，满心疑惑，便好奇询问缘由。任修福无奈地解释：“穷人家娃儿，取个贱名好养活。”贺龙听后，轻轻摇头，认真地说：“如今穷人就要翻身做主人，得取个响亮又有希望的名字。”任修福夫妇一听，满心欢喜，连忙拜托贺龙取名。贺龙爽快答应，思索片刻后，用红纸端端正正写下“向朝勇”三个字，寓意孩子向着朝阳，勇敢前行，还贴心地送上十余斤猪肉作为贺礼。这份礼物，承载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对新生命、对穷苦家庭未来的深深祝福。
红三军首次进驻沙子坡时，农民张华安腿部生疮，行动极为不便。一天，贺龙路过，看到张华安艰难的样子，立刻主动上前，亲切地与他攀谈起来，询问他的过往经历。得知张华安过去一直给人帮工，生活困苦，贺龙心里满是心疼。随后，贺龙热情地拉着他，前往官塘红军医务室上药、包扎，还细心叮嘱他三天后再来换药。当时张华安并不知道这位热心的中年红军就是贺龙军长。几天后，当他得知真相时，内心无比震撼，逢人便激动地讲：“贺军长没有一点官架子，心里真真切切装着我们穷苦人呐！”
在红三军的革命征程中，每一位战士、每一个将领，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与黔东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铸就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传奇。这段历史，成为黔东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美好生活、为了民族复兴，奋勇拼搏，砥砺前行 。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篇章，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