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冬，汴梁三司衙门的庭院里，寒雪初霁，青石板上积着薄薄一层白霜，却盖不住厅内的焦灼气息。三司使韩琦身着紫色官袍，坐在案后，面前摊开的《大宋财政总账》上，密密麻麻的朱批触目惊心——“庆历二年，财政收入三千二百万贯，支出四千八百万贯，赤字一千六百万贯”；“冗官俸禄九百五十万贯，冗兵开支两千一百万贯，岁币三百万贯，余者支于祭祀、工程”。年过六旬的赵仲（虽致仕，仍受仁宗召见议财政）拄着嵌铜拐杖，坐在侧首，手里捧着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财政考》，册页上“后周显德五年，财政收入一千万贯，军费六百万贯（占六成），民生水利三百万贯（占三成），官吏俸禄一百万贯（占一成）”的字迹，与眼前的账本形成尖锐对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沉重与忧虑。
“赵编修，您看看这账本！”韩琦将一支毛笔重重搁在砚台里，墨汁溅出几滴，“去年对辽夏战争失利，军费又增了三百万贯；今年科举扩招，新科进士加恩荫子弟，冗官又多了两百人，俸禄再增五十万贯；还有陛下要修玉清昭应宫，需钱一百万贯——三司的库房都空了，连西北军的冬衣都凑不齐，这日子没法过了！”
赵仲接过账本，指尖拂过“冗兵开支两千一百万贯”的数字，想起三个月前赵承从高阳关送来的书信——信中说“士兵冬衣单薄，粮草掺沙，有的甚至连弓箭都拉不开”。他翻开《五代财政考》，指着其中一段：“韩大人，老夫父亲赵烈亲历五代，在书中写‘后晋天福年间，因冗兵（私兵空额）、冗官（藩镇幕僚），财政两年告罄，终被契丹所灭’。如今大宋的冗官、冗兵，比后晋还甚——后晋官员不足三千，大宋如今官员超一万；后晋常备军五万，大宋如今禁军加厢军超百万，可战斗力却连后晋都不如！”
正说着，厅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赵承（刚从河北前线述职回来，铠甲未卸，腰间还挂着战刀）大步走进来，身上带着边境的风雪与硝烟。他手里拿着《西北军饷申领表》，上面“需冬衣五万套、粮草十万石、火药箭三千支”的字样，被他用红笔圈了三道：“韩大人，赵二叔！西北李元昊还在袭扰泾原，士兵们冻得握不住枪，再不给冬衣和粮草，怕是要出哗变！”
韩琦看着申领表，脸上满是无奈：“赵将军，不是三司不给，是真没钱！去年给辽夏的岁币就花了三百万贯，修玉清昭应宫又用了一百万贯，剩下的钱连冗官冗兵的开支都不够，哪还有余钱给西北？”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老夫私下问过三司判官，就算把江南的商税提前征收半年，也只能凑够一半，这还是要得罪江南的商人。”
赵承闻言，忍不住攥紧拳头，指节发白：“商税提前征收？那江南的百姓怎么办？去年江南大水，好多农户本来就欠着赋税，再提前征税，不是把他们逼上绝路吗？五代时后汉刘承佑就是因为加征‘拔钉钱’，逼反了郭威，难道朝廷忘了？”
赵仲点头附和：“承儿说得对！老夫父亲在《五代财政考》里写‘苛税亡民，冗费亡国’。后唐李存勖为填财政窟窿，纵容士兵劫掠百姓，结果邺都兵变，自己也死于乱兵之手。如今大宋要是敢提前征税、苛待百姓，迟早会重蹈五代覆辙！”
韩琦叹了口气，从案下取出一卷《三冗问题分析稿》，上面详细记录了冗官、冗兵、冗费的成因：“老夫也知道苛税不行，可三冗不除，财政永远是个窟窿。您看——冗官：科举每年录取五百人，加上恩荫（官员子弟免试为官）、军功授官，每年新增官员两百，十年就是两千，每个官员的俸禄从几十贯到几百贯不等，加起来就是几百万贯；冗兵：荒年募兵（怕流民造反），每年新增士兵五万，空额还占三成，将领用空额领饷，军饷十成里只有七成到士兵手里；冗费：除了岁币、祭祀，还有官员的‘职田’‘公使钱’（公款吃喝），光公使钱每年就花掉一百万贯——这些都是吞钱的窟窿啊！”
赵承凑到稿前，指着“冗兵空额三成”的字样，怒声道：“空额三成？高阳关就有！军籍册上写着守军三万，实际能打仗的不足一万五，剩下的要么是老弱，要么是将领的私兵（空额领饷）！去年我查过，高阳关将领张谦，私吞军饷超十万贯，用空额养了两百个家奴，这样的蛀虫不除，再有钱也填不满窟窿！”
“怎么没除？”韩琦苦笑着摇头，“老夫去年奏请查处张谦，结果枢密院的王钦若大人说‘张谦是老臣之后，需从轻发落’，最后只罢了他的兵权，私吞的军饷一分没追回来。这就是大宋的弊端——文官护文官，武将护武将，冗官冗兵的蛀虫，都有后台，动不了！”
赵仲听到“王钦若”，想起父亲当年在《五代秘史》里写的“后唐伶人乱政，皆因君主宠信，大臣包庇”，忍不住拍案：“宠信包庇，就是亡国之兆！后周柴荣当年整顿财政，杀了三个贪腐的三司官员，罢了二十个冗官，才让后周财政好转，如今大宋要是有柴荣的魄力，何愁三冗不除？”
午后，仁宗在崇政殿召见三人，商议财政对策。殿内，主和派大臣王钦若主张“增岁币与辽夏议和，减少军费；加征江南商税，填补赤字”；主战派大臣范仲淹则主张“裁冗官、汰冗兵、减祭祀开支，以节余充军费”，双方争论不休。
赵仲趁机出列，将《五代财政考》与《大宋财政总账》呈给仁宗：“陛下，老臣以五代为鉴，大宋的财政危机，根源在‘三冗’，而非‘军费不足’。五代后晋因不裁三冗，两年亡；后汉因不裁三冗，四年亡；后周因裁三冗，六年强。如今大宋若学后晋后汉，增岁币、加苛税，必致民反；若学后周柴荣，裁冗官、汰冗兵、节冗费，不出三年，财政必能好转。”
他指着账本上的数字：“陛下请看，冗官每年开支九百五十万贯，若裁掉三成冗官（超三千人），可节余两百八十万贯；冗兵每年开支两千一百万贯，若汰掉五成老弱空额（五十万），可节余一千万贯；冗费（祭祀、公使钱）每年开支两百万贯，若减半，可节余一百万贯——三项加起来，每年可节余一千三百八十万贯，不仅能填补赤字，还能给西北军发冬衣、买粮草，何乐而不为？”
仁宗看着账本，又看了看《五代财政考》，脸上露出犹豫：“裁冗官、汰冗兵，会不会引发兵变或文官不满？五代时郭威就是因汰冗兵被逼反，朕怕……”
赵承出列奏道：“陛下，不会！五代时郭威被逼反，是因‘无安置之法’（汰兵后不给田、不给钱）。如今咱们可以给裁汰的冗官‘致仕俸禄’（减半），给汰掉的士兵‘授田’（江南荒地），让他们有饭吃、有地种，怎会反？去年我在高阳关汰了两千老弱，给他们每人授田十亩，他们都感恩戴德，还说要为大宋守边疆！”
范仲淹也补充道：“陛下，赵将军所言极是！臣在睦州时，见过不少流民因没地种而造反，若将江南的荒地授给汰兵，既能解决冗兵问题，又能增加粮食产量（流民种地交税），一举两得。至于冗官，可将恩荫子弟‘考核后授官’（不合格者不给俸禄），科举录取‘按需录取’（今年缺多少官录多少），而非盲目扩招，这样既能裁冗官，又能保证官员质量。”
仁宗闻言，终于点头：“好！就按你们说的，命范仲淹牵头，赵仲、赵承辅助，制定‘裁冗节支’方案，三个月内拿出具体办法，三司配合执行。朕也下旨，暂停修玉清昭应宫，减少祭祀开支，全力填补财政赤字，支援西北与河北前线！”
退朝后，三人在宫门外商议方案细节。赵仲从怀里掏出赵烈手绘的《江南荒地分布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可授田百万亩”的区域：“这是老夫父亲当年随柴荣伐南唐时画的，江南有很多荒地，都是五代战乱时废弃的，正好授给汰兵。”
赵承接过地图，眼睛一亮：“太好了！这样不仅能安置汰兵，还能增加粮食产量，以后西北的粮草就有了着落。晚辈这就去西北，跟杨宗保商量汰兵授田的具体事宜，确保士兵们愿意接受。”
范仲淹则拿出《裁冗官考核标准》草稿：“我这就去国子监，跟学官们商议‘恩荫子弟考核’的内容，主要考‘民生治理’‘军事常识’，不合格的坚决不给官，绝不让冗官再占财政的便宜。”
赵仲看着两人忙碌的身影，心里满是欣慰。他想起父亲赵烈临终前的话：“财政是治世的血脉，血脉不通，国必亡；血脉通畅，国必强。”如今大宋终于要着手解决三冗问题，父亲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财政危机”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庆历三年，观大宋三冗之弊，叹财政危机之重，实乃五代未有之局。此危机非天灾，乃人祸——因惧五代之乱，故扩招官员（防权臣）、滥募士兵（防民变），终致冗官、冗兵、冗费，财政枯竭。然危机亦有转机：范仲淹裁冗、赵承汰兵、陛下节支，皆在学后周柴荣‘务实节流’之法。需谨记：五代之亡，非因贫，乃因‘贫而不知改’；大宋之兴，非因富，乃因‘富而知节流’。赵烈亲历五代财政之亡，深知‘财政之根在民生，不在苛税’，此改革，亦为完成其‘治世需以财政安民生’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财政考》与《大宋财政总账》、《裁冗节支方案》草稿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三冗”二字，也照亮了大宋财政改革的希望——通过裁冗官、汰冗兵、节冗费，不仅能填补财政赤字，更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为后续对抗辽夏、甚至收复燕云，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时的汴梁，范仲淹还在灯下修改《裁冗官考核标准》，笔尖写下“官员需知民生疾苦，不通农事者，虽出身名门亦不授官”；赵承在驿馆里给赵勇（驻守西北）写书信，告知“汰兵授田”的计划，让他提前准备荒地丈量；韩琦则在三司衙门召集判官，商议“江南荒地统计”的具体事宜——一场围绕“财政改革”的行动，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财政困境，源于无数人对“大宋富强”的期盼，更源于赵家、范家、杨家子孙对“守护中原”的执着。
而这一切，都像赵烈当年期望的那样——财政不再是压榨百姓的工具，而是滋养民生、支撑国防的血脉；大宋不再因“积贫积弱”而被动挨打，而是能通过改革，逐步走向富强，让收复燕云的梦想，离现实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