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作家，除贾谊、晁错外还有枚乘，他主要的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在宫廷做过文学侍从之臣，死于汉武帝即位以后。
《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文二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该赋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第一段是序曲，叙述吴客探问楚太子的病，认为太子的病是生活过于安逸，应该从思想上来治疗。
以下七段写吴客用七件事启发太子。二至四段分写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等奢侈的享受。第五段写田猎。第六段写观涛。
最后一段写吴客将要为太子荐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听了大为振作，出了一身透汗，他的病竟因此而霍然消失。
《七发》的讽谕性很鲜明，作者正面的议论在首尾两段，它批评了统治阶级上层腐朽的生活方式。作者认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身就是病。
腐朽的生活源于腐朽的思想。所以药石针灸无能为力，根治的方法唯有用“要言妙道”来消灭思想里的毒菌。
作者是宫廷文人，但对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看不顺眼，所以能提出批评，能把事实摆得明白详尽，道理说得中肯。
正因为《七发》有比较高明的思想，不失讽谕精神所以能够继承《楚辞》的传统。
《七发》中的描写不像一般汉赋，完全依靠所谓“奇字”的堆叠，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况，例如写涛的形状：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使得文章本身也和江涛一样，成为“怪异诡观”。
作者虽然用力写涛，却并不忘记写观涛人的感觉，而且深刻地写出观涛者心胸受到荡涤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就是所谓“发蒙解惑”。
这样就和那个从思想上治疗疾病的中心意思紧紧关联起来。正因为它是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的描写，所以不像一般汉赋流于平板。
《七发》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是有影响的。这种结构体制引起后来许多作者的模仿，被人看作赋中心一个专体，就叫做“七”。至唐代以前，仿作者就有四十家。唐以后直到近代继续有人仿作。
汉初的帝王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多施行仁政，减轻赋税和劳役，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纺织技术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纺织提花机的改进。
纺纱用的纺车和织布机用的布机在商朝以前，就已经在我国广泛使用了。可是简单的布机只能织造平纹的布帛，要想织造有复杂花纹图案的织物，就需要在织机上加一个提花装置，即提花机。
商代时开始有了简单的提花机，到了汉代，提花机构造趋于成熟，性能更加完备应用更为广泛。在《西京杂记》中记载到：西汉宣帝时，巨鹿（今河北巨鹿县）陈宝光之妻发明了一种新提花机，用120蹑，60天就能够织成一匹散花绫，“匹值万钱”。
这种提花机是具有机身和织造系统的联合装置，能织造出任何复杂变换花纹的织品。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欧洲到公元7世纪才从中国得到提花机，13世纪才在织机上安装脚踏蹑。
汉代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纺织业非常繁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汉代很高的纺织技术水平。
在一号汉墓中出土了高级成衣50余件，单幅丝织品46卷，各种绣枕、巾、袜，香囊，素色提花的绮和罗，各色的锦等等，种类繁多，精美绝伦。
各种织物的花纹图案非常丰富，有菱形纹、矩形纹、对鸟纹、杯形纹、孔雀纹、花卉纹、茱萸纹等等，配色自然得体。
此外，汉代的钢铁冶炼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较成熟的阶段（前已讲述），带来了铁器的大规模普及和推广；铁制农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应用于战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