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保大二年（944年）春，金陵城的秦淮河畔已褪去残雪，岸边的柳树抽出新绿，可街巷里的气氛却比寒冬更凝重——一队队禁军穿着崭新的铠甲，扛着长枪，正沿着河岸往城南的军营集结，百姓们站在路边，脸上满是担忧，没人像往年那样凑上前看热闹。
“又要打仗了？”一个卖茶的老妇拉住路过的士兵，声音带着颤抖，“去年刚免了赋税，今年怎么就……”
士兵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陛下（李璟）要打闽国，说闽王（王延羲）残暴，要解救闽地百姓。俺们这一去，不知啥时候能回来。”
老妇的脸色瞬间白了——她的儿子去年刚被招募入伍，本以为能在家乡种田，如今却要远赴闽地，生死未卜。她望着士兵远去的背影，忍不住抹了把眼泪，嘴里喃喃道：“烈祖（李昪）在位时，从不轻易打仗，怎么换了陛下，就……”
这番对话，被路过的南唐史官柳玭记录在《南唐近事》中。多年后，赵烈在洛阳整理南唐史料时，看到这段记载，不禁在批注中写道：“李璟继位之初，承烈祖休养生息之利，江淮富庶，百姓安居。然其好大喜功，不顾烈祖‘勿轻启战端’之遗训，执意伐闽，终致国力衰退，实为南唐由盛转衰之始。”
李璟的伐闽之心，早不是一天两天。自升元七年（943年）继位后，他便对父亲“固守江淮”的政策不满。一次朝会上，他指着殿上悬挂的《十国疆域图》，对大臣们说：“先帝（李昪）在位七年，虽保江淮安稳，却让闽、楚、吴越割据南方，中原后晋又依附契丹，若朕再不扩张，南唐恐难成大业！”
当时，宰相宋齐丘立刻附和：“陛下所言极是！如今闽国内乱，王延羲与王延政（王审知之子）兄弟相残，百姓苦不堪言，正是我朝南征的大好时机！拿下闽国，不仅能扩大疆域，还能获取闽地的茶叶、瓷器，充实国库！”
可御史中丞江文蔚却站出来反对：“陛下，烈祖遗诏云‘守江淮，勿轻战’，如今南唐虽富庶，却经不起长期征战。闽地多山地，易守难攻，若战事拖延，粮草耗尽，恐危及江淮根基啊！”
李璟皱起眉头，显然没听进江文蔚的劝告。他当即下旨，任命查文徽为西南面行营都部署，边镐为副将，率五万大军从洪州（今江西南昌）出发，讨伐闽国；又命户部尚书冯延巳负责粮草运输，务必保证军需充足。
赵烈在《五代秘史·南唐篇》中，通过查文徽部将的口述，还原了伐闽初期的情景：“保大二年三月，我军从洪州出发，经虔州（今江西赣州）入闽。闽地百姓因王延羲暴政，起初对我军很是欢迎，有的还主动带路，指点闽军布防。查将军见状，以为闽军不堪一击，便率军急进，想尽快拿下福州。”
初期的胜利，让查文徽更加轻敌。他不顾边镐“稳扎稳打”的建议，率军绕过闽军重兵把守的建州（今福建建瓯），直扑福州。可他没想到，王延政早已在福州城外的闽江两岸设下埋伏——他先是派少量士兵假装溃败，引诱唐军追击；再命人挖开闽江堤坝，水淹唐军；最后率精锐从两侧山林突袭，唐军大乱，死伤惨重。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闽江的水一下子就涨了起来，俺们的粮草车全被冲走了！”当年参与此战的唐军老兵王二，后来逃到洛阳，向赵烈讲述了当时的惨状，“闽军从山上冲下来，手里拿着弯刀，见人就砍。查将军带着俺们突围，可到处都是水，好多弟兄都被淹死了，俺的胳膊也被砍了一刀，要不是边将军救俺，俺早就死在闽江里了！”
福州大败的消息传到金陵，李璟又惊又怒。他不仅没反思查文徽的轻敌，反而认为是兵力不足，又派大将何敬洙率军三万增援闽地。可此时的南唐，已因前期战事消耗了大量粮草——江淮的粮田刚播种，无法及时收割；漕运河上的粮船又常被闽地的海盗袭击，粮草根本无法及时运到前线。
赵烈在整理南唐户部的《粮草账簿》时，发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保大二年四月至六月，运往闽地的粮草共计十二万石，其中被海盗劫走三万石，水淹损失两万石，实际送达前线的仅七万石，不足所需的一半。前线士兵每日只能领到半斗粟米，有的甚至只能挖野菜充饥。”
粮草短缺，再加上闽地湿热的气候，唐军士兵纷纷病倒。何敬洙率军抵达建州时，军中已有近半数士兵染上疟疾，根本无法作战。而王延政则趁机联合吴越，约定共同对抗唐军——吴越王钱弘佐派大将仰仁诠率军两万，从温州出发，袭扰唐军的后路；王延政则率军从建州出击，前后夹击唐军。
保大三年（945年）正月，唐军在建州城外与闽、吴越联军决战。当时唐军已断粮三日，士兵们饿得连武器都握不住，刚一接战，便纷纷溃散。查文徽、何敬洙虽拼死抵抗，却也无济于事，最终查文徽被俘，何敬洙带着残兵仅数千人逃回南唐。
“建州之战后，闽地的唐军几乎全军覆没。”赵烈在《五代秘史》中写道，“李璟为救查文徽，不得不向王延政支付赎金五万两白银，又割让汀州（今福建长汀）给吴越，才换回残兵归国。经此一役，南唐损失兵力八万余人，粮草二十万石，江淮的富庶也被消耗殆尽。”
更严重的是，伐闽之战引发了江淮的民生危机。为了补充兵力，李璟下令在淮南、浙西强行征兵，凡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无论是否愿意，都要入伍；为了筹集军费，他又取消了李昪时期的“免税政策”，每亩田的赋税从二斗增加到五斗，还新增了“盐税”“茶税”等苛捐杂税。
扬州城外的农户张阿牛，就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的儿子被强行征兵，至今生死未卜；家里的十亩田，今年不仅要缴五斗粟米，还要缴两匹布，若缴不出，就要被抓去服徭役。张阿牛无奈，只能卖掉家里唯一的耕牛，才勉强凑够赋税。他对前来调查的南唐史官说：“烈祖在位时，俺家每年能存三石粮；如今陛下打仗，俺家连饭都吃不饱了，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百姓的不满，渐渐转化为反抗。保大三年（945年）秋，濠州（今安徽凤阳）爆发流民起义，起义军首领王琼率领数千流民，攻占了濠州城，杀死了当地的刺史，还提出“还我土地，还我儿子”的口号。李璟不得不派大将周宗率军镇压，虽然最终平定了起义，却又消耗了大量兵力和粮草，南唐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此时的李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坐在金陵的皇宫里，看着案上的《伐闽战损册》，又想起父亲临终前“守住百姓”的叮嘱，忍不住流下眼泪。他召来江文蔚，语气带着悔恨：“朕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执意伐闽，如今不仅损兵折将，还让百姓受苦，朕……朕对不起先帝，对不起江淮父老。”
江文蔚躬身答道：“陛下知错能改，犹未晚也。如今当务之急，是恢复休养生息之策，减免赋税，释放被强征的士兵，让百姓重新安居乐业。若再拖延，恐江淮不稳啊！”
李璟采纳了江文蔚的建议，下旨减免淮南、浙西的赋税两年，释放年龄过大或过小的士兵，让他们回乡种田；又派官员到各地安抚流民，重建被战火毁坏的房屋。可此时的南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富庶安稳的政权——兵力从伐闽前的二十万缩减到十二万，国库空虚，百姓对朝廷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赵烈在《五代秘史》的批注中，对李璟的伐闽之举做出了评价：“李璟伐闽，非为百姓，实为一己之野心。他忽视烈祖‘民心为本’的治国理念，不顾南唐国力，盲目扩张，终致‘胜则小利，败则大乱’。此非仅李璟之过，亦为五代割据政权之通病——多以‘一统’为名，行‘争霸’之实，却不知‘一统’之根基，在于民心安稳，而非疆域辽阔。”
保大四年（946年）春，中原传来消息：后晋被契丹所灭，耶律德光率军入主汴梁，实施“打草谷”，中原百姓纷纷逃往南方。李璟本想趁机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却发现南唐已无兵可派、无粮可运——伐闽之战的创伤，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愈合。他站在皇宫的城楼上，望着北方的天空，心里满是悔恨与无奈。
而此时的洛阳，赵烈正整理着南唐的史料。他看着手中的《伐闽战损册》，又想起当年李昪称帝时“保江淮无战”的誓言，不禁感叹：“乱世之中，贤君难遇，安稳难求。李昪给了南唐七年的安稳，却终究抵不过李璟的野心。南唐的衰退，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衰落，更是五代十国乱世中，无数百姓安稳生活的破灭。”
窗外，洛阳的春风卷起落叶，赵烈将《伐闽战损册》与李昪的遗诏放在一起，轻轻合上。他知道，南唐的故事还未结束——李璟虽已悔悟，却难以挽回国力衰退的局面；而中原的契丹与即将崛起的后汉、后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江淮这块肥肉。一场新的危机，已在南唐的边境悄然酝酿，而南唐的命运，也将在这场危机中，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未来。